首页 -> 2007年第9期

开启女性的生存空间

作者：杨　瑜　朱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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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九年，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间》以其睿智和丰富的想象力赢得公众的喜爱和好评，而且在英国文坛引起了强烈反响，最终这篇酣畅淋漓、才华横溢的文章成为一篇女权主义的宣言。由此，伍尔夫为女性争取了一间“房间”，这间房间既是她们独立生存的物质基础和写作的基本保障，也是她们自我审视和自我身份认同的精神空间。细读伍尔夫的作品就会发现：“房间”是她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意象，它是女性生存图景的一个浓缩，是她们私人领域的象征；而由“房间”这一中心意象衍化而来的“窗户”意象，不仅丰富了读者的期待视野，也深化了小说的精神内涵。毋庸置疑，两者都与女性的生命体验密切相关，具有特殊的意义。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曾指出，“意象在成为一种有意的结构时，它便从意识的静止不动的内容状态过渡到与一种超验对象相关联的唯一的和综合的意识状态。”①显然，在伍尔夫笔下，房间和窗户早已突破了其作为物质实体的所在，它们承载了女性特殊的体验和意识，成为女性情感和心灵的载体。本文在探讨空间与女性关系的基础上，通过从女性角度对房间和窗户这两种空间意象进行解读，从而揭示出作者是如何赋予房间和窗户所代表的私人空间以独特内涵的。
　　
　　一、房子：女性的空间焦虑
　　
　　空间与人类的关系密切相关。正如法国诗人N•阿那德(Noel Arnaud)所说：“我就是我所占据的空间。”②空间对人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决不仅仅是人类生存的背景，而是生存本身。在父权制下，女性被男性空间所束缚，男性“为她买下一幢房子，把她关在里头，对她加上种种限制……”③这种境况决定了女性有限的活动范围和生活内容，甚至她们的梦幻憧憬，对自由的向往也被关闭在男性空间里。美国女性评论家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在《阁楼里的疯女人》一书中指出，十九至二十世纪的女性文学中，空间形象占统治地位，女性常被禁锢于男性的空间内，而房子就是“女性受监禁的一个重要象征”④。寄居于男性屋檐下的女性毫无独立性，她们依附于男性并一直生活在男性的光芒中。她们从父亲的房子中走出去，然后被嫁到丈夫的房子中，终其一生都在父权的房子中忙碌，遵循着传统价值观的要求，扮演“房中的天使”，即奉献者和牺牲者的角色。由此可见，她们只是男性房子中必不可少的点缀，在这里她们根本找不到属于自己的空间，于是她们就产生了空间焦虑，即对自我空间缺失的焦虑。这种焦虑实际上是女性对其地位和对社会、家庭束缚的焦虑，更是对独立人格丧失的焦虑。
　　生于父权制下的伍尔夫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男权社会体会颇深，所以她对当时女性的处境有着特殊的敏感，对女性的空间焦虑深有感触。她清醒地意识到，父权制下女性在男性的房子里操劳忙碌，她们为各种家庭琐事所拖累，坚守着母亲和妻子的传统角色以取得社会认同。因此房子在某种意义上就等同于牢笼，是“男权的樊篱”，囚于房中的女性毫无自由，缺乏自我发展的空间。伍尔夫曾对女性特别是女作家身陷囹圄的悲惨处境作过详细的描述。简•奥斯汀只能躲在客厅的一隅进行《傲慢与偏见》的创作，客人拜访，她就匆匆收起书稿，以免引起非议和嘲笑。《呼啸山庄》的大部分文稿是在一间喧闹的小酒吧里完成的，所以艾米莉•勃朗特在创作时常常被打扰。夏洛蒂•勃朗特也曾在信中说，她不仅要严格遵循一个女人应该完成的所有职责，而且还要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当她忙于家务活时，特别渴望能够读书写作，可是又不得不努力克制住自己。这就是在父权社会中受压抑的女性的命运。
　　现实的处境不容置疑：忍受着空间焦虑的女性更加渴望情感的慰藉和心灵的皈依，她们急切需要一间房间“用来读书、写作和完成她每日必需的大脑与心的交谈”⑤。伍尔夫深切地了解女性这一强烈愿望，“只要走进任何一条街道的任何一个房间，便可感到女性极其复杂的整体力量扑面而来”⑥。因此，房间作为私人空间对女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女性只有进入自己的空间，她们的焦虑才得以缓解，才会有安全感，才能找到自我的认同。在伍尔夫小说中，她常常借房间意象挖掘女性所面临的精神困境，塑造出一个个寻觅、追求和实现真实自我的可爱的女性形象，进而展现了她们对房间这一空间意象的不同演绎。
　　
　　二、房间：女性的心灵寄寓
　　
　　伍尔夫对房间情有独钟。在她小说中所描绘的房间已不再是一间狭隘的女性小屋，而是一个独立于男权中心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理想王国，是女性独特经验和情感世界的隐喻。房间是女性心灵栖居的空间，是情感的驻足之所。它给女性以安全感和归属感，在这里她们可以无拘无束地释放真正的自我，自由地宣泄内心的纤细和敏感。
　　伍尔夫关注女性的潜意识和深层体验，她的小说通过展示女性对房间的渴望，揭示了一个个敏感而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女性的真实精神世界。在伍尔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远航》中，安布罗斯太太就答应给自己的外甥女雷切尔•温雷克这样一个房间，“她可以独自住在一个和大房子隔绝的宽敞房间里——在这里她可以弹琴、读书、考虑问题、跳出世界，这里既是一个堡垒，又是一个圣所。她知道，对于一个二十四岁的女孩来说，一个房间倒更像是一个世界。”雷切尔对此欣喜若狂，对她而言，拥有自己的房间——一个“堡垒”和“圣所”——就拥有了自由。在新的环境里，她那单调狭隘的生活得到了改变，在精神上和心理上渐趋成熟，她不再优柔寡断、感情用事、孤独寂寞了，并且开始探索爱情对于自己生命的真正意义。所以，“对于雷切尔来说，到南美及南美丛林深处的‘远航’也是她从自闭的房间中走出的航程”⑦。最后尽管雷切尔因病去世，但她对自由和爱情的渴望感染了每一个读者。在《黑夜与白天》中，女主角凯瑟琳•希尔贝里出身于贵族世家，在传统意识的熏陶下长大，但她内心深处却渴望打破传统，摆脱男权社会的束缚。白天，她被迫把时间花费在没完没了的茶会、繁忙的家庭琐事以及乏味冗长的传记写作中，然而她有自己的理想和爱好。她酷爱天文学和数学，但她却只能在自己的房间里“每天早起晚睡……攻读数学……她在攻读数学时，行动隐秘，像夜间活动的动物一样”。在这里，房间以其隐秘性和保护性构成了女性独特的空间。当黑夜悄悄来临时，凯瑟琳独自在房间里慢慢释放那些被理智、被来自外部世界的规范所驯化的生命意识，被控制、被压抑的真实自我。正是为了拥有一间能够独立自主的房间，能够随心所欲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凯瑟琳才勇敢地冲破了旧式家庭和男权家长的桎梏，最终得到了真正的爱情和自己想要的生活。房间既为凯瑟琳的理想追求与自身表达提供了一个合法空间，同时也为她女性意识的觉醒提供了一个空间和舞台。
　　在《达洛卫夫人》中，达洛卫夫人那间楼上的斗室是她身心彷徨、聊以寄托的情感寓所。伍尔夫通过对独居于斗室中达洛卫夫人人格的塑造，展示了女性自身存在的矛盾、尴尬以及无可奈何的处境。年轻的克拉丽莎为了保持人格独立，为了保持“自由”和“自主权”，最终选择了达洛卫，拥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从而获得了“独处的权利”。达洛卫夫人的房间是一个纯女性的房间，它舒适、静谧、温馨，处处“充满了她的气息”，这给热爱生活的达洛卫夫人提供了一个休憩调适的平台，让她在繁闹的喧嚣中生活着，思索着。房间又是达洛卫夫人的精神乐园，心灵打破时光的禁锢，在过去与现在这条时间长河中自由驰骋，最终在时光的追忆中寻找到慰藉。房间还是达洛卫夫人自我发现和自我反省的空间：在这里，“她窥见了过去生命的丰盈，现在生命的空虚，以及未来将要复苏的新生命”⑧；在这里，她下定决心去“奉献”，通过宴会把失散的亲友聚在一块儿；又是在这里，她实现了自我超越，找回了失落和迷失的自我，憧憬着遥远而又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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