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与爱、与美、与性，更与城市文明无关
作者：王琪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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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是沈从文“从伦理道德角度去审视和剖析人生，讴歌古朴美好的人性的”①优秀的短篇小说之一。在这篇创作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典文本中，沈从文以冷静平和、简约凝炼的笔触，讲述了一个单纯善良朴素的年轻丈夫来到城市码头探望在船上做妓女的妻子的故事。故事以丈夫探望妻子始，以领着妻子归去终，情节简单得似乎用一两句话就可以讲清楚，但是，这个经典文本的主题意蕴却丰富得很难用一篇两篇文章说清楚。事实上，从这篇小说问世到现在，对它的主题意蕴的发掘与发现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每一位阅读者都以自己的阅读体验阐释着这篇不足万字的小说，以至于使这篇小说的主题旨归有着常说常新的艺术魅力。不过，最近读了《名作欣赏》二〇〇七年第四期和第六期上关于《丈夫》的几篇鉴赏文章，觉得他们把《丈夫》的主题旨归理解为表现“乡村与城市的冲突”②，是“寻找丈夫”“寻回爱情” ③，是“让我们在潺潺流水般的文字流淌里感悟人生，触摸灵魂，寻找心灵的慰藉”④，是“乡村底层人物的悲吟以及各种强势力量的迫压与整个湘西文明的滑落。在乡村生存于底层的丈夫是处于弱势边缘文化中沉静的原始生命的力量，面对生存的残酷而挣扎觉醒”⑤的阅读体验，偏离了小说文本所提供的主题向度，所以不揣浅陋，谨将个人的阅读体验呈现于方家之前，以期引起讨论的兴趣。
并非“寻回爱情”
宋桂友同志在《寻找丈夫》一文中，将《丈夫》的主题旨归认定为“寻找丈夫”。他说：“寻找丈夫”这个主题，对沈从文来讲，“有一个更深层面的意义，那就是寻找善良、质朴、单纯的‘原乡’”，“丈夫对自己权利的收回，对尊严的收回，寄托了作者对整个现代文明的憎恶和对原乡神话的追求”，“同时，寻找丈夫也是寻回爱情”，“家庭若毁了，爱情、美好的生活就都毁了。所以，沈从文写的寻找丈夫，也就是寻回爱情”⑥。
笔者认为，《丈夫》的主题旨归并非是“寻找丈夫”。因为，正如宋桂友同志所引述的那样，丈夫从“把妻送出来”到船上“做生意”时，他对于妻子的“做生意”的具体内容是很清楚的，对这种以变相“让渡”丈夫权利的生存方式是认同的，并给予了事实上的支持。在丈夫最初访到女人时，女人正在前舱里“陪客人”，尽管他走了几十里山路，费了好大劲才找到自己的女人，但是自己还是小心又小心地“使自己的声音放轻，省得留在舱里躺到床上烧烟的客人发怒”。即便是直到深夜，客人还不走，他虽然也有一点不满，他还是原谅了自己的女人，“自己仍然很和平的睡觉了”，尤其是在与水保谈话之后，他甚至还为这个人是自己女人的熟客，一定得到过这人很多钱而高兴得唱起歌来了，兴奋得有点自得。就从这一点来看，丈夫“让渡”自己的做丈夫的“性权利”，并从这种“让渡”中获得利益，是丈夫对这种有悖于人性的生存方式由最初的被动顺应，现在已经转化为一种主动呼应。直白地说，妻子出卖的是肉体，是用“一个女人的好处”顺应这种有悖于人性的生存方式，她不以此为耻，为辱；而丈夫，则是以“让渡”的方式，出卖自己的“性权利”，他也并不认为妻子与嫖客们做“皮肉生意”有什么有违道德，忠与不忠的问题，和黄庄所有的丈夫们一样，“明白这做生意的一切利益。女人名分上仍归他，养得儿子也归他，有了钱，也总有一部分归他”。在残酷的生存压迫和原始乡野习俗的浸淫下，丈夫认为妻子“做生意”，是“名分不失，利益存在”的最为正常不过的生的方式。丈夫的“名”和“实”并没有丢掉，只不过是以另一种“有悖于人生”的方式存在而已。所以，《丈夫》的主题，与“寻找丈夫”无关。
《丈夫》的主题，也与“寻回爱情”无关，丈夫与妻子的回归乡村，并不意味着“寻回丈夫，也就寻回了爱情”。因为，如果我们认同张鑫和施军同志对这一对夫妻原始爱情的体认⑦，那么，我们就会得出，这种由这对夫妻所演绎的原始爱情并没有失去。在小说的文本叙事中，丈夫最初访到妻子时，看到丈夫的“呆相”，妻子并没有感到尴尬和丢面子，而是急切地问寄给家中的钱收到了没有，家中的猪生儿子了没有；当丈夫拿出烟管火镰准备吃烟时，妻子一把夺过烟管和火镰，把一枝哈德门香烟塞进了丈夫粗大的厚手掌里。这些极富生活气息的细节，表现出了妻子对家庭生计、对丈夫生活的极度关怀，折射出妻子对丈夫真实朴素的爱意；即便是在前舱里陪着客人的时候，她都没有忘记照顾后舱里的丈夫，抽空来到后舱，问丈夫要不要吃一点糖，并且不由分说 ，就把一片冰糖塞进丈夫的嘴里；在第二天上岸烧香时，仍然没有忘记给丈夫买一支胡琴；当丈夫的言行里明显地流露出不满时，她又善解人意地在丈夫面前露出极具风情的红绫胸褡；当丈夫“把票子撒到地下去”，“然后双手捂脸大哭”的时候，她断然拒绝了城市的诱惑，跟着丈夫返回乡村……这一举一动，一件一物，都表明妻子并没有如同曾一果同志臆测的那样“与乡下来的丈夫之间，似乎也有了距离”，“甚至在他面前有点骄纵了。”⑧，也并没有如同沈从文预言那样：“做了生意，慢慢的变成了城市里人，慢慢的与乡村离远，慢慢地学会了一些只有城市里才需要的恶德，于是妇人就毁了。” ⑨而正恰恰相反，这一切表明城市码头上的船妓生涯，虽然改变了妻子的容貌衣饰，改变了她言行举止，“大而油光的发髻，用小镊子扯成的细细眉毛，脸上的白粉同绯红胭脂，以有那城市里人神气派头，城市里人的衣裳，都一定使从乡下来的丈夫感到极大的惊讶，有点手足无措。”但没有改变她对丈夫的真纯淳朴的爱，所以，在妻子这一方来说，她对于丈夫的爱并没有失去，丈夫仍然是她人生的最爱，是她的“天”。
从丈夫这一叙事视点上来看，他对妻子的爱情也始终没有为她的“说话时口音自然也完全不同了，变成像城市里做太太的大方自由，完全不是在乡下做媳妇的神气了”而有所改变，即便亲眼目睹了她被“猪狗”般的醉酒的兵士欺凌侮辱之后，丈夫也没有对妻子产生厌恶和离弃之情。从他上船第二天与水保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丈夫对于妻子有的只是无限的牵挂和无边的眷爱。他出门时牢记着妻子喜欢吃栗子，所以就细细地一个一个地挑选了一坛子硕大饱满的栗子；他不厌其烦地“告给水保许多乡下情形，说到小猪捣乱的脾气，叫小猪名字是‘乖乖’，又说到新由石匠整治过的那副石磨……又说到一把失去了多久的镰刀，一把水保梦想不到的小镰刀。”⑩特别是从他对因此而误会了妻子的歉疚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妻子的深爱。尽管他对妻子忙于接客无暇和自己亲热，尽一个妻子的义务，满足自己的心理和生理需求而闹“脾气”，但他每次都能原谅妻子。小说结尾部分，水保的酒席、戏、荤油包子都不能使他回心转意，他无言地执著地坚持着要走，要妻子跟他一块回到乡村去，这其实都是他对妻子的爱的表达。他宁可受苦受穷，都不要妻子以人皆可夫的屈辱的方式“谋生活”，哪怕这种生存方式“竟也是极其平常的事”。所以，就这一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乡村夫妇而言，他们之间的爱情从来就没有过裂痕，就没有“丢失”过，因此，把《丈夫》的主题理解为“寻回了丈夫，就寻回了爱情”，理解为“人性不灭的神话”显然就是一种误读。
并非是“寻求心灵的慰藉”
在刘蓓同志的阅读体验中，“《丈夫》里，没有狎侮，也没有憎恶，没有阴暗冷涩，更没有血泪控诉。作家纯净、温暖的笔触恰如明丽的霞光消融了一切鄙恶，照亮的是湘西民众淳朴的人性、美好的人性。”[11]刘蓓同志所表达的阅读体验，似乎是说沈从文想通过《丈夫》“程式化”的“访远亲”式的故事，凸现妓女生活，凸现“这种逼仄环境下体现出的质朴生机”和“放大了人性之光的魅力”。所以，她认为：“整篇作品作家都是在强调和赞美那种人的自然天性表现出的人性美、人情美”，而这种人性美、人情美“在媳妇老七、在丈夫乃到水保等湘西下层人民身上，我们都已有了真切的体悟”[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