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与爱、与美、与性，更与城市文明无关
作者：王琪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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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在的，我觉得刘蓓同志对《丈夫》主题旨归的把握，与《丈夫》所叙述的故事意蕴相去甚远。不错，《丈夫》里开头的那一段文字的确很美，作者“笔致从容地勾勒了烟雨红桃映衬下，岸边吊脚楼与泊驻河滩的烟舟妓船之间呈现出的一派热闹场景，直让人联想起旧时秦淮河边镂雕花船的灯火通明”[13]。但是，沈从文绝不是将此作为《丈夫》所着力要呈现于读者的写作意蕴，对于小说的主题指向而言，这一段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风景，只不过是沈从文为故事的铺展而涂设的淡泊静谧而又不乏秾丽风尘之姿的艺术底色，它引领着我们，让我们一步步走入他的“心造的幻影”，让我们跟着那位年轻憨实的乡下男子的脚步，走进湘西记忆中的历史画页，洞察那有悖于人性的生存方式给原始乡土生命所造成的心灵痛苦，去感知“沉默的乡土负载的乡土生命无声的屈辱”。在对这个经典文本的每一次阅读中，我的心灵都会为深隐其中的“民族的隐痛”所震撼，都会像何希凡先生所感受到的那样：“他(沈从文)把自己内心的沉痛和情绪涌动让位给读者去设身处地的体察。”[14]让我们的心灵备受煎熬，不得安宁。
我的阅读体验与刘蓓同志的恰恰相反，我认为，在《丈夫》里，沈从文在看似冷静的叙述中，展示了乡土生命令人惊心动魄的非人际遇；在貌似漫不经心的随意点染中，对造成乡土生命非人际遇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根源进行深层窥探；在对乡土生命和乡土风情的本色描绘中，展示乡土生命所承受的无声的屈辱及其乡土生命的人性觉醒。
如果我们再一次复现小说文本的叙事视点，我们就会发现，在文本开头一段似乎仅仅是湘西风情习俗的景色描绘中，沈从文就点出了城市码头船妓的身份及其来源。这些“在船上生活的大臀肥身年青女人”，“她们从乡下来，从那些种田挖园的人家，离了乡村，离了石磨同小牛，离了那年青而强健的丈夫，跟随到一个熟人，就来到这船上做生意了”。“由于习惯，女子出乡讨生活，男人通明白这做生意的一切利益。”从表面来看，这是风俗使然。但是，这个风俗却并不是刘蓓同志所认为的源自于“湘西苗民自古就有对歌许身的风俗”，也不是“当时那些满口圣贤伦理、私下男盗女娼的‘文明人’”的道德经不起推敲，也不是湘西人民“贫穷但不狡诈，卑微但不做作，他们渴望过上好日子，却不干伤天害理之事”的“水的性格”[15]，而是来自于极度贫穷的挤压。那么，催生船妓这一有悖于人性生存方式的贫穷，又源自于什么呢?沈从文用看似一笔带过而实际大有“深意存焉”的文字表述道：“地方实在太穷了，一点点收成照例要被上面的人拿去一大半。”这句字面上没有任何感情色彩的“纯叙述”，给我们揭示了统治者不恤民生的横征暴敛，是造成湘西人民赤贫如洗经济困境的主要根源。正是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劣和统治者无休无止的疯狂掠夺，造成了乡村经济的破产，使得千千万万的湘西儿女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手足贴地的乡下人，任你如何勤省耐劳的干做，一年中四分之一时间，即或用红薯叶子拌和糠灰充饥，总还不容易对付下去。”这种困苦与挣扎，一方面表现了乡土生命的坚韧，另一方面则表现了腐败政治对乡村生命的经济侵凌。尽管沈从文从未表达过他的政治批判主张，但从这段看似“纯叙述”的文字中，也能看出沈从文的对社会现实政治问题的关心，和对乡土生命的热切关注。因此，《丈夫》这一经典文本的主题旨归，就决不仅仅是让我们“寻求心灵的慰藉”。
其次，随着丈夫寻访自己女人的脚步，我们就会一步步走入这幅湘西民俗风情画卷的深处，我们理性审视的目光，就会走进这对年轻夫妇的心灵深处，洞悉在贫穷与屈辱双重挤压下乡土生命人性扭曲的心灵痛苦。经典文本中的丈夫，是一个单纯得近乎天真，憨厚得近乎木讷的年轻人，他到城市码头上来探望在船上“做生意”的妻子，他以一个“丈夫”的身份介入他原来并不熟悉的生存空间，在他略带天真的纯朴的心灵深处，并不以妻子陪客人亲嘴睡觉为耻辱，因为不只是他，而是所有的黄庄的青年男子都明白“这做生意的一切利益。他懂事，女子名分上仍然归他，养得儿子归他，有了钱，也总有一部分归他”。所以，当他还是第一次同水保谈话之后，“他不会忘记这很好的印象的。人家今天不仅是同他谈话，还喊他做朋友，答应请他喝酒!他猜想这人一定是老七的‘熟客’。他猜想老七一定得了这人许多钱。他忽然觉得愉快，感到要唱一个歌了，就轻轻的唱了一首山歌”[16]。在这一阶段，他之所以很愉快，是因为水保和他谈了很多话，是把他当做朋友看的，当做人来看的，他与水保一样，在人性尊严上是平等的，所以，尽管他知道水保是妻子的嫖客之一，可是他不但不生气，而且还为他是妻子的“熟客”而高兴。但他为什么后来又生气了，而且很是有点愤怒了呢?因为，他想起了水保在他面前说过的这样一句话：“告她晚上不要接客，我要来，有事情。”如果按他妻子的职业来说，水保说这样的话并不为过，但是，水保没有想到的是，当着丈夫的面说这样的话，就等于无视于丈夫的存在，无视于丈夫作为一个人的人格尊严。所以，“胡想使他心上增加了愤怒，饥饿重复揪着了这愤怒的心，便有一些原始人就不缺少的情绪，在这个年青简单的人情绪中长大不已。”而且快乐也离他而去：“他不能再唱一首歌了。喉咙为妒嫉所扼，唱不出什么歌。 他不能再有什么快乐。”[17]
如果说水保的话只是碾在丈夫心灵原野上第一道残酷的车辙，使他第一次品尝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痛苦滋味的话，那么，两个醉酒的兵士当着他的面公然对妻子进行肆意蹂躏，而自己无能予以护持，甚至连劝阻资格也“失去”的时候，就是对他心灵原野的第二次碾轧；这次突如其来，以强力而实施的“生意”，将丈夫的自尊心和人格尊严碾轧得遍体鳞伤，鲜血淋漓。可以说，醉酒兵士疯狂丑陋的言行对丈夫造成的心灵创伤，比水保造成的心灵痛苦更为深重，因为水保“告她晚上不要接客，我要来，有事情”的话，毕竟还给予了丈夫最低限度的“尊严”，虽然把他不当做丈夫，剥夺了她丈夫的权利和尊严，但最起码还把他当做一个人来看，与他聊天等等，丈夫最初受到的水保的伤害已经成为“过去时”，晚上的事还是“将来时”，而兵士的“猪狗”兽行却是正在进行的“现在时”，这种有悖于人性的兽行本身，就是对丈夫这个“人”的蔑视与忽视，或者说，在那些嫖客们的眼里，他不但失去了丈夫的资格，而且连人的资格也都失去!最残忍的就是，他们不仅蹂躏侮辱本来只属于他的妻子，而且还要他亲历亲见。这种近距离的现场逼视，对丈夫的侮辱与损害比他的妻子更为深重。所以，当巡官晚上要来，夺去了他安慰妻子、与妻子单独相处的最后一个机会时，丈夫的心灵被屈辱和愤怒折磨得近乎麻木了。虽然小说的文本叙述里略去了巡官对他的妻子的欺凌，但他从巡官与掌班大娘的对话里，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了老七和他自己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即他们只是有钱人和有权人的玩物，他们已经没有了自己的人格与尊严，甚至连“做生意”与“不做生意”的自由，“看”与“不看”的自由都已经失去!正如“在生存面前，可怜的底层人物没有权利说‘不’”。我们如果把巡官对他的妻子的“过细考察”，看做是这个疯狂丑陋的生涯对丈夫心灵原野第三次碾轧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一次的碾轧，彻底摧毁了丈夫的心理底线，使丈夫对于这种人人都欺凌的非人的生存方式失去了最后的耐力，同时也使他进入了“出离愤怒”的精神“沉默”之中，用无言的“沉默”来反抗贫穷、习俗、金钱、权力对他的精神打压；在无言的“沉默”中选择了以双双“离去”为手段的“报复”行为，将这个疯狂丑陋，有悖于人性的生存形式对他的侮辱统统抛还给那些侮辱者，在毅然决然的离去中找回自己的人格和生命尊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丈夫》的主题不仅展示的是乡土生命所承受的无声的屈辱，而且还展示了乡土生命的人性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