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风韵万千女人菊
作者：徐颖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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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月清风，浓烟暗雨，天教憔悴瘦芳姿。”菊既是不同流俗，就只能在或清幽高洁的“朗月清风”中，或迷盚暗淡的“浓烟暗雨”中一任芳姿凋残，无人欣赏，也无人怜惜。这是它的宿命，无法抗拒，也无法逃避。“瘦”再一次出现。易安似乎对“瘦”情有独钟。《如梦令》的“绿肥红瘦”、《醉花阴》的“人比黄花瘦”，都是以“瘦”写花之憔悴，可见词人对花贴心的体察。这“瘦”又何尝不是词人自己的瘦!赏“瘦”花，对“瘦”影，如何不自怜?想来易安这样的女子，“一种相思，两处闲愁”之时，“寻寻觅觅”之时，“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之时，又怎么能是丰满圆润的呢？
“纵爱惜、不知从此，留得几多时。”这株菊花是幸运的。女词人站在它面前，目光中充满了欣赏和怜惜。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在这深秋的凄风冷雨中，这洁白而柔弱的花儿又能坚守多久呢?打动人是那种痴痴的、让人心痛的担忧。
至此，词中的情绪已经低沉至极点，想必多情的词人已经泪水悄悄地滑落了。这时候，有谁来安慰这多愁善感的词人呢?没有人。她只能故作旷达语：“人情好，何须更忆，泽畔东篱。” 只要人情自适其适，应时菊赏，又何必忆起那行吟泽畔的忠贞屈子，采菊东篱的放逸陶潜呢!
这首词里的白菊，也依然具有屈原、陶潜一般超越世俗、特行独立的“风韵”，似乎和男人们笔下的菊并无二致。可是，字里行间，又分明自有它特殊的韵味——这是一朵“女人菊”!它的女人味是浓郁的：
这是多愁善感的菊。渐渐秋阑，她虽然依旧清香如故，倔强地保持着脱俗的雅韵，但仍免不了对欣赏自己的词人的无限留恋，免不了对自己被抛弃命运的哀怨和忧愁。词人怜惜它被风雨无情揉损，怜惜它日渐憔悴而枯瘦，可是这样深情的怜惜又怎么能留得住这鲜艳的花瓣?菊是多愁善感的，词人也是多愁善感的，二者其实为一。词人的多愁善感正是来自于对被抛弃命运的恐惧，对如花岁月易逝的焦虑，这从来都是传统女性内心深处的死结。李清照和赵明诚并非是一般人印象中毫无矛盾、完美和谐的恩爱夫妻、神仙眷侣，否则，清照怎会有如此深切的对未来的担忧、恐惧和哀怨?这里我们就能看出男人和女人的一个区别：男人是理智的，女人是情感的。男人笔下的菊，是傲视世俗、敢于抗争、顽强不屈的，却和社会、国家、民族有着割不开的联系，经过抽象的人格化，从而成为文人不屈气节的象征物。女人面对菊，却会低下头来，深陷进个人的情感漩涡中。便是朱淑贞的“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和郑思肖“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堕北风中”，文字和立意极为相似，前者表现的是朱淑贞欲走出痛苦的个人婚姻的坚决态度，而后者却表达的作为南宋遗民的郑思肖不忘故国、不仕北敌的爱国气节。
这是柔弱自守的菊。纵然“无情风雨，夜来揉损琼肌”“朗月清风，浓烟暗雨，天教憔悴瘦芳姿”，菊坚守着自己，却并没有任何激烈的反抗，甚至没有怨气，没有牢骚。它只是静静地开着，散发着清香。有的只是在无法抗拒的宿命里低下头去品味自己的悲和愁。易安的菊是弱者的花，雌性的花。而在男性诗人那里，菊的形象总是在与风霜的激烈对抗中凸显出来，没有任何柔弱的表现，只是倔强地迎接着风霜的挑战。黄巢《不第后赋菊》甚至充溢着阵阵让人不寒而栗的杀伐之气。他们的菊花是强者的花，雄性的花。这样的差异是由于男女的心理差异而形成的。班昭在《女诫》里这样说到男女差异：“阴阳殊性，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用现代心理学观点来说，是指男女在个性和行为方面差异较大：男性的支配感较强，女性较顺从，易受他人影响；男性的攻击性行为比女性多；男性的自信心、自我估价较女性高。验之于咏菊诗，的确如此。
这是身体存在的菊。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没有身体的文化。儒家出于对其伦理理想“仁”“义”的追求而极端压抑身体欲望，道家对超越身体之外的形而上的道的追求而有意忽视身体欲望，佛家因生命痛苦而极力逃避身体欲望，各方面因素形成合力，导致了社会文化对身体有意无意的忽视和禁锢。作为社会主体的男人首当其冲，难逃其影响，尤以儒家影响为大。而在男权社会中，女性一直处于被支配被忽略的地位，这种地位导致女性的生活舞台只局限于家庭之内，无法广泛参与各种社会活动，生活极为单调无聊。女性除了身体之外一无所有，而这身体不仅是她的生命的寄托之所，也是她取悦男性的工具。这就使得女性要比男性更多地关注自己的身体，“身体意识”也就会自觉不自觉在从笔下流露出来。因而，在男人的诗里，菊花是眼中所见感性的、作为欣赏对象的菊，是心中所思升华了的、作为自我人格象征的菊，物我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距离。而在易安笔下，却是她全身心体验到的菊。我们似乎能感到词人的灵魂已经与菊合为一体，诉说着内心的哀怨，也诉说着五官和肌肤细微的感觉。她把菊瓣称为“琼肌”，让人想见其洁白细腻而柔润清凉，写风雨用“揉损”这个人的手部动作表现其无情。一连串的比喻也都和身体相关：“醉脸”“愁眉”，是表情功能很强的面部部位，“偷香”“傅粉”是对身体的修饰。“风韵”指人的外貌和身体姿态所表现出来风度和韵致。“玉瘦”，以玉代菊，用“瘦”写菊渐枯。“愁凝”“泪洒”是女子特有的神态和动作。“憔悴”既写身体，又写精神，再强调菊之萎靡。接着，“瘦”又一次出现，写菊之“芳姿”的干枯。这样的菊，有肌肤，有五官，有“风韵”，会“愁凝”，会“泪洒”，又“瘦”又“憔悴”，不正是一位活生生的女性吗?在这里物与我已经失去了界限，我就是物，物就是我，二者已无法明确分割。这正是词人高超的艺术功力的表现。
这是含蓄优雅的菊。社会语言学指出，语言存在性别差异。女性特有的生理、心态、思维方式和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使得女性在语言运用上表现出不少有别于男性的特征。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女性比男性更礼貌；女性语言往往比较间接、含蓄，而男性语言则更直截了当。《左传•昭公八年》说：“君子之言信而有征。”刘向《说苑•谈丛》说：“君子之言寡而实，小人之言多而虚。” 这是要求男性的语言少而真，不得虚饰浮夸。对于女性来说，“妇言”是所谓的“四行”，即女性必备的四个方面的素质之一。班昭在《女诫•妇行》中解释说：“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意思是说，妇人说话不一定要能言善辩，要注意选择合适的辞令，不能说恶俗的话，要选择好说话的时机，以避免让人厌烦。这里虽没有明确说出要求女性语言含蓄委婉的规范，但意思已经暗含其中了。尤其是“不厌于人”四字，明示了此种规范产生的原因即在于“男尊女卑”，语言也是女性用以讨好男性的手段之一。所以男性诗人对于菊花的描写和赞颂，用语是准确单纯的，意思是明确显露的，不费读者猜想。而在李清照这首诗里，菊花与诗人似二而一，似一而二，恍惚难辨。诗中有菊的依恋和悲愁，人的爱怜和叹惋，这些是读者能明白感受到的。然而作者到底为何而悲而愁，却并不痛快地说出来。作者用了一连串的典故、比拟手法、否定句式和假设语气来表达，含义不是那么直白浅露，语气不是那么肯定无疑。这样，读者和作者之间并不是迈步可及的，而是隔着一段不可知的距离。读者必须沿着作者留下的线索，一路东张西望，小心探察，才能向前。最终能否到达作者预设的终点，仍然不可知。这种阅读有点像寻宝，不可知的背后那无数的可能，能刺激出一种强烈的挑战意味，别有趣味。
（责任编辑：古卫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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