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读出新意

作者：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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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理群先生说过：“好的文学作品总是包含着多重的，甚至是开掘不尽的意义的，有的意义是可以意会不能言传，有时连作者自己也说不清。作品的价值是要在读者的创造性阅读中去实现的。也就是说，文学的本性决定了对它的理解、阐释必然是多元，甚至无穷尽的，而且随着阅读对象、时间、空间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经典性的作品更是常读常新，每一次新的感悟都会带来新的发现的喜悦，文学阅读的魅力也就在于此。”“经典性的作品更是常读常新”，真正的文学欣赏，就是要去除“前见”和“陈见”，用全新的眼光来审视文本，力求从文本中发掘出新的意义，从而达到对文本的全面、深刻、个性化的阐释。下面结合中学语文课本，略举数例来讨论我们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怎样才能够真正地进入文本，读出新意。
　　
　　一、反弹琵琶：发掘与传统解读不同的“新意”
　　
　　“反弹琵琶”，就是要用全新的眼光来审视文本，力求从文本中发掘出与“传统解读”不同的新的内蕴。这里尤其需要抛弃“先见”和“陈见”，尤其需要跳出前人的“圈子”，“用自己的心思去读，用自己的直觉去读，用自己的奇思妙想去读”(曹文轩语)。
　　按照传统的解读，《愚公移山》所表现的是一种正视困境、战胜困难的斗争精神，甚至上升为一种民族精神。这是阐释性阅读。但是，近年，有读者“反弹琵琶”，“用现代的眼光来审视”，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解读：愚公应当搬家，走出大山，走出困境，由此亦升华为人在面临困境时应当发挥智慧，走出思维定势，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主题。这是批判性阅读，是相对于传统的“反弹琵琶”。——如果，我们再来一次“反弹”，把文本当作一个自足而完整的审美对象，或许我们会提出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愚公到底为什么不搬家?其实，如果我们能够站在“愚公”的立场上，就可以琢磨出愚公内心深处的那种纯真而挚烈的“故乡情结”，或许会分明地感觉到中华民族的“家园情怀”，感觉到中华民族的“安土重迁”的精神传统。这并非是简单的“回归传统”，而是联系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来解读所获得的“新意”。
　　姚鼐《登泰山记》是桐城派散文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古代散文的经典作品。按照最新的《高中语文教师教学用书》的解读，本文的“主旨”是：“生动地描写了泰山雪后初晴的瑰丽景色和日出时的雄浑景象，写出了泰山的神秀壮丽，唤起读者对泰山的向往，歌颂祖国山河的壮美。”于此可见，本文的主题是表现“爱国主义”的。显然，这有点机械和肤浅。言其机械，是分析所遵循的逻辑是，文章既然写风景，就当写出风景的特点，自然就是为了表达作者对自然的热爱，对祖国山河的热爱；言其肤浅，是因为分析只是看到了文章写了什么和怎样写，似乎忽略了隐含在背后的作者的德行和品格，忽视了作者的精神境界。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末，姚鼐已经四十三岁，从京师辞官回归故里，后主持梅花、紫阳诸书院讲席直至生命终结，共四十年。显然，这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但他能平淡处之。“丁未”即腊月二十八登泰山，“戊申晦”即腊月二十九，也是这年的最后一天，在五鼓时，他和子颍登上泰山极顶看日出。按照中国的传统，这一天应当是一家人团聚，享受天伦之乐的，但他却漂泊在外，而且有兴致登泰山看日出。显然，这一行为本身就有高标独立之意，颇有超凡脱俗之气。何况从“达则兼济天下”的意义上说，姚鼐辞官归乡并非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但他能够想得开，想得透，也显示了他旷达淡然的胸襟。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强调“义理、考证、文章，三者不可偏废”。他发展了刘大櫆的“神气”说，指出：“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大致说来，神即精神，理即肌理，气即文气，味即滋味，格即体式，律即声律，声即声韵，色即辞藻。总的来说，神、理、气、味是指文章的思想情怀和精神气象，格、律、声、色则是指文章的章法结构和修辞技巧。真正的好文章，必然是神明，理微，气通，味醇，格正，律谐，声和，色清。衡量一篇文章是否经典之作，主要的不是看其“格律声色”，而是看其“神理气味”。
　　再看《登泰山记》之所以能够成为传世之作，绝非只是因为其文辞华美，章法谨严，而是因为其“神理气味”与“格律声色”俱佳，而且更重要的还是“神理气味”。通观全文，我们分明看到了一颗虽然饱受熬煎却平静跳动的心，我们体验到一种旷达超然的君子风度，我们分明被作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宠辱皆忘”的精神情怀所感动。姚鼐和子颍乘风雪登泰山看日出，绝非一般士大夫的优游山水，放浪形骸，而是以自己的心灵去感受大自然的壮伟和奇幻，以自己的精神去领受造化的神奇和历史的永恒。直观自然，了悟世事，释放人生的苦闷，获得精神的解放。
　　
　　二、情境还原：把作品放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去审视
　　
　　作家的写作常常是在特定的情境下进行的。特定的创作背景，特定的写作机缘，特定的心情，决定作品的内容和主题也常常是特定的。阅读文学作品，如果能够进行“还原分析”，进入作者写作的特定情境，进入作者的内心世界，与作者对话，就可能感悟到作者的情感的脉搏和思想的跳动。这样的解读才会更为真实，更为深刻。
　　“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杜甫《赠李白》)或许是因为遗传，或许是因为李白天生的傲岸不俗的个性，或许是因为李白仗剑远游的特殊经历，李白的精神里有着一种豪迈俊朗的因子。读《将进酒》，我们无不为李白那豪迈而俊朗的情怀所感动。“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是《将进酒》的“诗眼”。我们不妨设想一下李白与岑夫子、丹邱生“饮酒”的具体情境：他们志向高远，却命运不济、“有志不获骋”；他们才华卓越，却“英雄无用武之地”；他们胸怀社稷，心忧天下，却遭受谗害，屡遭冷落和排挤。于是，他们恃才傲物、狂放不羁；他们“举杯邀明月”，只有秋风能够知道他们的心，只有“玉盘珍馐”的豪饮能够解除他们精神的寂寞，使他们获得暂时的快乐。这不是一群醉鬼，而是一群天才。要真正地理解他们的精神世界，就要准确地理解“饮者”的内涵。诗中“唯有饮者留其名”之“饮者”并不就是“喝酒的人”或嗜酒者，而是能豪饮却不贪杯者。“饮者”的特点：能饮酒；性格豪放，狂狷；视金钱如粪土，“千金散尽还复来”；面对巨大的苦难和不幸，也能够从容；现实是痛苦的，但他们却追求精神的快乐——这里的“饮者”是要通过“饮酒”来“销愁”，通过“饮酒”这一行为来解除烦恼，进入一种精神的快乐与自由的境界。所以，李白只是把陈思王、陶渊明之类当作“饮者”，也唯有这样的“饮者”才能“留其名”。
　　我们读李密的《陈情表》，总是会被他的“孝顺”和“阴柔”所感动，甚至也会像晋武帝一样，“嘉其诚款”，感动得潸然泪下。其实，真的像《古文观止》所评说那样，《陈情表》是“历叙情事，俱从天真写出，无一字虚言驾饰”，“至性之言，自尔悲恻动人”吗?质言之，李密在《陈情表》中所言真的就是“天真”的“真话”?其实，如果我们理智地、冷静地来审视文本，或许可以发现，其实李密只是为自己拒绝晋武帝寻找一个最稳妥最安全的借口。李密年轻时曾仕蜀汉，对蜀汉念念于怀，他曾说刘禅“可次齐桓”，这肯定是不容易为晋武帝所“谅解”的。李密颇有文名，为人刚正，真的应召，以其性格，如果在日后触怒晋武帝，也没有好果子吃。司马氏是以屠杀篡夺取得天下，内部矛盾重重。晋武帝征召李密作太子洗马，而太子则是一个十足的傻瓜，智商极为低下，就算是当今的“特级教师”也不能让他学有所成。还有，李密的祖母年老，无人赡养……原因是极为复杂的，而且可以肯定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其祖母年老。但李密却只是在文中反复地强调孝亲，这也正扣合了晋武帝“以孝治天下”的旗号，使晋武帝无法怪罪他。透过文本，设身处地，我们分明地感受到了李密的那颗逃遁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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