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奥尔罕·帕慕克的“帝国”悠思
作者：梁 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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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名字叫红》:风格的争论
帕慕克对小说形式的创新始于《白色城堡》，而在《我的名字叫红》(以后简称为《红》)中则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主要体现于他采用的一种多角度叙事的“复调艺术”⑤。小说中每一个人都用第一人称讲述故事，最后形成奇特的多声部大合唱。故事以一具尸体的告白展开，“如今我已是一个死人，成了一具躺在井底的死尸。尽管我已经死了很久，心脏也早已停止了跳动，但除了那个卑鄙的凶手之外没人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⑥。被凶手杀害的高雅先生是十六世纪伊斯坦布尔细密画坊里手艺高超的镀金师，离家十二年的青年黑回到故乡，接替高雅先生协助姨父完成苏丹陛下秘密编纂的一本书籍。不久，姨父也遭杀害。苏丹要求黑和画坊大师在三日内，从三位细密画家中找出凶手，而线索就藏匿在书中的细密画里。
小说故事有关奥斯曼帝国的宫廷、艺术、谋杀、爱情和宗教伦理，因此，该作品一问世，立即被赞誉为优秀的历史悬疑小说，但在这部小说中，帕慕克依然只是再次借助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为媒介，探寻夹杂在历史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土耳其人的身份问题。帕慕克坦言，是土耳其艺术中的精粹——波斯细密画给了他创作的激情。兴起于十三世纪伊儿汗王朝的波斯细密画，通常描绘的是波斯的寓言、传说、爱情诗篇以及帝王、英雄的传记。它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与伊斯兰宗教结缘。用笔纤细、色彩斑斓的细密画与欧洲西洋绘画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细密画家运用想象描绘真主安拉眼中的世界，而后者是西洋画家描绘他们眼见的真实的物质世界。画坊里的细密画师严格按照前辈画家的风格，世代描绘着同样题材的人物和故事。所有的苏丹拥有相同的威严容仪;所有的美女都是一色的纤手小嘴凤眼;所有的马在行进时会抬起相同的前腿。威尼斯人注重透视的法兰克风格，以三维立体直接模拟世界的技法则被土耳其人视为对真主安拉的不敬行为。因此，优秀的细密画家不应该在画中显露自己的个性，不应该用自己的风格来区别于他人。但法兰克画法已逐渐渗入伊斯坦布尔的细密画坊，连苏丹本人也对这种能真实记录自己容貌的画法大感兴趣。他委托姨父编纂的秘密书籍即是用法兰克技法绘制的插图画本。
参与绘编工作的画家橄榄拥有超绝的绘画技术。一方面，他渴望在画作中展示个人风格，以使自己流芳后世;另一方面，他亦深知此举会亵渎神明。正是在怀疑、挣扎和恐惧中他杀害了高雅先生和姨父。他杀害姨父的原因是心仪法兰克技法的姨父，无情地向他展示了细密画家注定一生默默无闻的命运，并终将与他的作品一起被历史遗忘。骄傲的橄榄无法接受如此残酷的结局，所以他使足全身的力气，砸碎了姨父的脑袋，以为阻止了他滔滔不绝的预言就可以逆转自己的命运。他杀害高雅先生则是因为这位细密绘画的忠实捍卫者指责他在画作中流露出个人风格，亵渎了真主安拉。两种风格的交汇，已不仅仅是艺术领域的问题，而成为意识形态的对峙，它决定着身处其中的人如何界定自己的身份。然而一种风格随着历史的进步终究会被另一种风格所取代。画坊大师最后哀叹:“几百年之后，人们会欣赏我们制作的手抄本中的图画，尽管他们渴望看得仔细一点，但又缺乏耐心。赏画的过程中，他们或许能感受到我此刻在这间冰冻的宝库检视图画时感受到的羞辱、喜悦、深沉的痛苦和欢乐，但他们永远无法真正了解我们的世界。”弥漫于文本中的忧伤叙事语调映射出人物面临的两难处境——渴望展露个性，使自己身后留名，却又不敢越雷池半步。在风格问题、意识形态的冲突、与审美传统的剥离、金钱与名誉、家庭与爱情、妒忌与愤怒之间，个人的身份是什么?个人如何在历史上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不但是古代细密画家需要挣扎的难题，也是现代的土耳其人，尤其是像帕慕克这样的知识分子无法规避的问题。
结语
橄榄的两个受害者:一个盲从西方的创新，另一个则固守东方的传统。正如凶手清除这两个走极端的障碍是为了开始他自己的审美尝试，帕慕克也希望对比和综合“传统”与“现代”，以实现两者的超越。帕慕克所尝试的“混合风格”体现于他对传统叙事的跨越。土耳其历史学家塞莫•卡发达(Cemal Kafadar)专门从事十六世纪奥斯曼帝国苦行僧人的日记和信函研究(这些文献是奥斯曼帝国文学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传统奥斯曼文学作品中的叙事与细密绘画的平面构图一样，只有两维视角，叙事人与被叙述的自我之间没有明显距离”。(There is no third di-mension in any of these narratives， which are characterized by a miniature＇s flat composition， no obvious distance between the narrator and the narrated self.)。帕慕克却为小说叙事增加了第三维，《白色城堡》和《红》的复合叙事使每个人物都有机会从外部角度观察自我和客体，因而形成自我审视的第三维视角。帕慕克选择奥斯曼帝国的过去为立足点，透过他自己创建的三角形视角，以批判性的眼光观看自我和现在。在帕慕克的“帝国”悠思中，他无意以充满异国情调的笔触描绘古老帝国辉煌的历史，而只希望读者了解，地跨欧亚大陆版图的土耳其，曾经有过荟萃东、西方文明的奥斯曼文化;只有带着兼容并包的态度看待传统与历史才能在现代语境下正确解读现实与想象、传统与现代、沟通与妥协、自我与他者之间彼此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摆脱身份的迷茫漂浮之感。
（责任编辑:水 涓）
① 爱德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
② 奥尔罕•帕慕克，《白色城堡》，沈志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③ 彼德•伯格，《漂泊的心灵——现代化过程中的意识变迁》，曾维宗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5年。
④ Bill Marx， “Two World： Turkey＇s East-West Ten-sions Spin Out Narrative Arabesques，＂ in The Boston Phoenix， 1994.
⑤ Yildiz Ecevit， “Turk Romaninda Postmodernist A-cilimlar＂， Istanbul： Iletisim Yayinlari， 2001.
⑥ 奥尔罕•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沈志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⑦ Kafadar， Cemal. “Self and Others： The Diary of a Dervish in 17th Century Istanbul and First-Person Narratives in Ottoman Literature.＂ Studia Islamica，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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