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奥尔罕·帕慕克的“帝国”悠思

作者：梁　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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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〇六年十月，瑞典文学院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因为他的小说在“追求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面对这顶文学桂冠，帕慕克受之无愧。他被认为是当代欧洲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从一九七九年创作的第一本小说《塞夫得特和他的儿子们》到二〇〇五年最新作品《伊斯坦布尔》，他获得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在内的无数殊荣:美国外国小说独立奖、德国书业和平奖、法国文学奖、都柏林文学奖、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他的作品被译成四十多种语言出版，其中，《我的名字叫红》(1998年)和《白色城堡》(1985年)于二〇〇六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译介到中国，使中国读者看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历史在帕慕克的笔下复活。虽然这两部小说因大量涉及有着辉煌历史的奥斯曼帝国而被冠以“历史小说”之名，然而，令帕慕克感兴趣的并不是历史本身。他遥寄的“帝国”悠思也并非局限于以历史的真实再现一个古老帝国昔日的荣光。作为一名小说家，帕慕克始终从文学的角度，借助土耳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语境，倾注自己对文学形式和内容的审美关注。小说的主题通过帕慕克对小说叙事技巧的创新得以彰显。他采用复合叙事视角打破人物的固定身份，以此象征土耳其从古老的奥斯曼帝国走向现代化民主共和国家时，在西方与东方、他者与自我、过去与未来、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中，所呈现的身份混杂和迷茫。他不断回溯到奥斯曼帝国的漫漫历史长河中，再现出一系列和他一样对自己身份产生疑问的人物，他们在身份的追问与颠覆中重新认识自我，并且“寻求到一种能够超越褊狭和恐外心理的文化界定”①。
　　
　　土耳其:从帝国到共和
　　
　　土耳其的前身是持续六个世纪之久的奥斯曼帝国，帝国的首都即是帕慕克生于斯长于斯的伊斯坦布尔(旧称君士坦丁堡)。十六世纪中期，奥斯曼帝国在苏里曼一世的统治下，达到鼎盛时期，将原属阿拉伯和拜占庭的土地囊入帝国版图，横跨欧、亚、非三洲，称雄一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文化正是由代表着西方的拜占庭文化与代表东方的波斯文化交融产生的。但随着西班牙和威尼斯的联合舰队掌握了地中海的海上控制权，奥斯曼帝国逐渐没落。一九一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避免沦为英法两国刀俎下的鱼肉，穆斯塔法•凯末尔领导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苏丹六世的统治，建立土耳其共和国，奥斯曼帝国正式告终。被尊为国父的凯末尔，随即厉行“全盘西化＂的改革，一切向欧洲看齐。宗教被清除出国家政治生活。土耳其文的拼写从阿拉伯字母改为拉丁字母，使得新生一代除古典专家外，根本无法阅读古籍。所有的政策都旨在加强与欧洲的结盟，让一个没落帝国用最短的时间挤入西方现代化国家的行列。
　　凯末尔的后继者们继续推行激进的“西化政策”，导致土耳其国内引发大量与宗教问题相关的暴乱和政变。一九八〇年爆发的大规模军事政变更是震动土耳其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军政府企图使国家和社会倒退到凯末尔时期，执行以西方现代化国家为参照的强硬民族现代主义政策。然而同时，要求复兴奥斯曼历史和文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政变对文学领域的冲击体现在作家们通过对文学内容和形式的审美创新质问凯末尔民族主义的宏大叙事。这一潮流被具体定义为后凯末尔主义或新奥斯曼主义。
　　新奥斯曼主义虽然影射了现代化进程的缺陷、失败和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但它并无意全盘否定现代主义，而只是希望重新评价六十年来，一直遭到漠视的奥斯曼帝国的传统文化和历史身份。生于一九五二年的帕慕克，在三十岁时经历了三次大的军事政变。他的创作生涯正好处于新奥斯曼小说以其非现实主义风格而流行的时期。在土耳其早期的民主共和语境下，“奥斯曼”和“现代”是两个并置对立的二元概念。“现代”意味着没有历史的全新未来，它可以使土耳其成为像前苏联或其他欧洲国家那样的“文明”社会，它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进步必不可少的元素。作为见证了这场伟大现代化进程的第三代公民，帕慕克对改革中的过激和过失之处展开了质疑与挑战。
　　
　　《白色城堡》:翻译者的对视
　　
　　在《白色城堡》中，帕慕克用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作为质问自我和社会的途径，他通过叙事结构的缝合，把发生在十七世纪伊斯坦布尔的故事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爆发的军事政变并置在同一个文本之下，形成一个不言而自明的论点——传统与现代的对立。
　　小说开篇是帕慕克以学者法鲁克•达尔温奥卢的身份虚构的前言。达尔温奥卢由于八十年代的军事政变而被迫离开大学。放弃教师工作之后，他闭门编纂百科全书。一次偶然的机会使他在盖布泽档案馆找到一份奥斯曼帝国时期的手稿。书中的故事吸引他立即着手将其从阿拉伯文翻译成土耳其现在使用的拉丁文。“看了几句这份放在桌上的手稿后，我就来到另一个房间的桌前，努力以当今的文字来描述我心中体悟的文稿意涵。”②穿梭于两个房间、两张书桌之间的身影，忙碌于用现代的拉丁字母记录奥斯曼阿拉伯手稿中的故事，这本身就是一个生动而贴切的比喻，暗示身处现代语境的国民个体在面对历史文本时左顾右盼、失落飘零的心态。
　　土耳其经过凯末尔的统治，进入现代化进程飞速发展的阶段。但是，现代化的进程，尤其是以摒弃传统、否定历史为代价的现代化改革并非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福音。彼德•伯格在其名著《漂泊的心灵——现代化进程中的意识变迁》中指出:“受现代化影响而生活在第三世界的人，开始对他们的生活意义和社会规范产生怀疑及不确定的感觉，感到自己无根，没有归宿。简单地说，现代化带来的是一群漂泊的心灵，失落的个人。”③将奥斯曼帝国六百多年的璀璨历史和文化抛在身后的土耳其人在照搬西方模式时，亦如失根的浮萍，虽身处家园，但仍然在求生求知之余，饱受迷惑之苦。达尔温奥卢翻译古老手稿的举措，矛头直指土耳其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开展的字母改革。搭建两个文本间桥梁的翻译工作在某种意义上表达了以帕慕克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希望纠正土耳其文化大革命过激行为的愿望。帕慕克让虚构人物达尔温奥卢提醒读者:翻译需要跨越的不止是语言上的差异，而更多的是政治和社会，历史和心理上的鸿沟。
　　吸引达尔温奥卢的故事发生在十七世纪的奥斯曼帝国。一个威尼斯学者在从威尼斯前往那不勒斯的航海途中，被一群海盗掳到伊斯坦布尔，沦为土耳其人霍加的奴隶。两人竟有着惊人相似的外貌，他们成为搭档，联手对付了席卷土耳其本土的一场瘟疫。他们还一同从事科学研究，从策划梦幻般的烟火表演到发明对抗西方盟军的战争机器。最后，机器在围攻“白色城堡”时不可避免地失败了。两人站在城堡的巨大身影底下，浓浓大雾中，霍加选择了逃离，奔向他心中早已渴望的城市威尼斯，而威尼斯学者则留在了苏丹身边继续霍加的生活。
　　小说在达尔温奥卢讲述故事时转换了叙事视角。叙事人“我”从翻译者达尔温奥卢变成被掳到土耳其的威尼斯学者，时间从一九八〇年退回到十七世纪，帕慕克关注的重心也从传统与现代的对立转到“东方”与“西方”的对视。故事中的两个主要人物——威尼斯学者和他的奥斯曼主人，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是翻译者，他们互相把自己国家的文化译介给对方，他们甚至把自己的生命历程和生活习惯都告知对方。两人饶有兴趣地打量对方，在对视中发现他们原来有着完全相似的容貌。“‘来，我们一起来照照镜子。’我看着镜子，在让人无处遁形的灯光下，再次看到我们是多么的相似。我回想起在沙迪克帕夏的官邸等候，第一次见到他时的情景，这种相似是那么的让我不知所措。那时候，我看到了应该是我的一个人;而现在，我认为他应该是一个和我一样的人。我们两人就是一个人!”象征“东方”的土耳其霍加和代表“西方”的威尼斯学者，他们之间如此相像，最后竟互换身份，走入对方的生活。他们从分离到结合，再回到分离状态的过程，引发读者不断地对诸如“对象”和“源头”、“自我”和“他者”，甚至“作者”和“译者”的概念展开追问。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他们究竟谁在主仆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或他们有多少相似之处，而在于他们本身就是无法分割的整体。“二人渐渐相互吸取了对方的偏见和性情，到最后身份互换。帕慕克似乎在说明自我是有弹性的，可顺应变化的，两种不同文化的混合是可能的，甚至是有必要的。”④他曾用朴素而清晰的声音告诫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二十年来我一直在对土耳其人说，党派、文明、文化、东西方等等之间的冲突并不重要。但是，你们要认识到，实际上生活在其他大陆、其他文明的其他民族和你们是很相似的，你们可以通过文学知晓这一点。”只要双方放弃本质主义的自我认知，不把自己定为真理唯一的继承人或捍卫者，文明就可以“走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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