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论新感觉派小说人物形象的二重人格塑造
作者：卢亚兵
更多经典：点此访问——应天故事汇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施蛰存将弗洛伊德理论应用于创作实践，着力表现历史人物潜意识中强烈的生命冲动如何受“超我”的社会传统文化心理的压制，从而打破了历史时空的限制，接通了古代人和现代人的心理体验，展示了人类普遍意义上的精神焦虑。
严家炎先生在《新感觉派小说选•前言》中肯定了新感觉派小说在表现半殖民地都市病态生活、推进心理分析小说发展以及形式技巧的创新等方面的成就，但同时却对二重人格人物的塑造持否定的态度。严先生认为，新感觉派“二重人格”的理论基础——弗洛伊德学说，“它最大的荒谬之处，便在于把正常人都当作疯子”⑨，并认为弗洛伊德的“侵犯冲动”理论是“一种荒唐的见解，也是弗洛伊德学说深深地打着资产阶级烙印的地方”⑩，以此为理论依据的《石秀》，“将古人现代化、弗洛伊德化……石秀几乎完全成了一个现代资产阶级的色情狂和变态心理者”[11]。
本文认为，虽然弗洛伊德理论是在研究神经病患者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弗洛伊德绝没有把正常人都当作疯子看待。在《精神分析引论》中，他说:“健康人的潜意识的心灵储藏着富有能力的被压抑的冲动，而且其中的力比多也有部分不受自我的支配”[12]，凡属神经病都必有这么一种精神冲突的矛盾，“假使在你们用理论的眼光来看，而不问这个(精神冲突的)程度大小问题，那就可以说我们都不免有神经病，因为症候形成所需要的条件都是常态人所共有的”[13]。由此可见，弗洛伊德是从病原学的角度来说明常态人身上所具备的成为神经病人的可能条件，要理解这段话就不能忽略其前提而断章取义。
在《石秀》问题上，施蛰存试图以弗洛伊德理论来寻求对石秀形象的更合理表现[14]，并不是随意的“现代演义”。我们对石秀形象的解读，无论怎样也不会得出“现代资产阶级的色情狂”这一结论。
另外，严先生说:“文艺作品应当充分表现出生活的复杂性，但表现生活的复杂性与刻画‘二重人格’的伪君子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15]其实，二重人格与伪君子没有任何关联，二重人格乃是神经病患者精神冲突的典型症候，与人格上的虚伪做作是两回事。这种误解致使严先生低估了“二重人格”创作的意义。而人的复杂性是生活的复杂性的一部分，新感觉派小说揭示本我与自我复杂的多重心理矛盾，探索人的内面情状的努力就不应被抹煞。
严家炎先生对新感觉派小说的二重人格倾向性的批判，其切入口是将弗洛伊德理论作为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学说加以批判，进而否定新感觉派作家的艺术创作思想及成果(在谈到穆时英的小说时着重论述了穆的“附逆”与其后期作品的关系，多是无实证的猜测)。这种以阶级的眼光分析文艺作品的方法，是“文艺为政治服务”批评话语的后遗症，它造成的认识上的偏差，实质上使我们低估了新感觉派小说创作的价值。本文认为，新感觉派的创作应放在中国小说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考察，方能寻得它所具有的意义。
首先，新感觉派弥补了“中国是有都市而没有描写都市的文学，或是描写了都市而没有采取了适合这种描写的手法”[16]的空白，并且它不是过去某些评论家所言，只是表现了人的生活空虚、颓废、世纪末的崩溃情绪等，新感觉派作家对二重人格的塑造，表现人与社会环境的对立、自我的分裂及都市人的情感状态，并非肤浅的只求为大众口味提供消遣的噱头的性叙事，而是有着严肃的创作态度和内隐的批判意识的。刘呐鸥借法国青年比也尔在中国的遭遇，表达了人生诗意的匮乏(《热情之骨》);穆时英揭示都市繁华中人在快乐面具之下的彻骨的寂寞和悲哀(《CRAVEN“A”》);施蛰存表现都市人的精神疾病等，都是对精神境况的执著关注，这样的集中表现在新感觉派之前是空白的。
其次，新感觉派小说拓展了文学的表现范围，推进了心理分析小说的深化。不同于传统的外部展示，新感觉派以大量的感觉化叙述、细致入微的心理探幽、潜意识本能的开掘，为读者展示了一个全新而复杂的非理性世界，以及人在理性与非理性的冲撞中的焦虑与狂乱。与其相应的是表现手法的创新。它突破了旧有的行动描写，而大量采用感觉主义、意识流、蒙太奇等手法做一种“感觉外化”的尝试，也为中国现代文学注入了新的创作元素。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感觉派无疑承担了现代文学的先锋派角色，他们自觉将新的理论运用于创作实践，借鉴日本新感觉派和西方现代主义的技巧，突破中国传统的现实主义审美领域和表现手法，把作为主体的人的精神世界的复杂性与分裂性展露无遗，形成了继二十年代鲁迅现代小说、创造社自我小说、早期象征派诗歌之后又一次现代性追求。
当然，新感觉派的偏失也不必讳言，在对非理性世界的展示上，它过分倚重人的非理性、潜意识本能对人的支配作用，有些描写显得不合常理。比如刘呐鸥《残留》中的女主人公霞玲在丧夫的当天晚上便浪荡街头寻求肉体安慰。这显然把本能情欲夸大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同样，施蜇存的小说集《将军底头》中，历史上有名的高僧、将领、英雄等在他的笔下无时无刻不受到情欲的灼烤，丧失本应具有的理性自制力，忽视了理性自我对人的提升，将人贬为纯粹的非理性生物，从而损害了人物形象的可信度。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是受了弗洛伊德“泛性论”的负面影响。
（责任编辑:吕晓东）
①⑨⑩[11][15] 严家炎:《新感觉派小说选•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② 《新感觉派小说选•前言》，另见马良春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讨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46页-第288页。
③ 参见 朱立元:《西方当代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2页。
④ 施蛰存:《我的创作生活之经历》，《灯下集》，开明出版社，1994年版。
⑤ 苏雪林:《心理小说家施蛰存》，《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台北纯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75年6月第2版，第381页。
⑥⑧ 穆时英:《公墓•自序》，《穆时英小说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717页。
⑦ 吴福辉:《“文明人类”的灵魂告白——海派小说的主题研究》，《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
[12][13]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商务印书馆，1984年11月第1版，第270页，第286页。
[14] 金圣叹在点评《水浒传》中的石秀时说:“石秀之杀四人，不过为己明冤而已……岂天下之大，另又有此一种才刻狠毒之恶物欤?”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石秀的狠毒行为表示不满，这也是对其形象合理性的质疑。中国传统的小说过分倚重外部行动描写，无法凸显人物行为的心理动机是其缺陷之一。施蛰存则“开创一条创作的新蹊径”，用心理分析透视人物的精神脉络，揭示行为动因。
[16] 杜衡:《关于穆时英的创作》，《现代出版界》，转引自 严家炎《新感觉派小说选•前言》。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