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谐”与“俗”的协奏
作者：蔡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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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万里与陆游､范成大､尤袤共称为“南宋四大家”，而在《沧浪诗话·诗体》中，南宋诗坛只有杨万里一人能自成一体，即诚斋体，足见杨万里在诗歌上的创见。对于他诗歌创作的评论，最著名的还要数他自己在《荆溪集》序里谈到的一段话:“余之诗，始学江西诸君子，即又学后山五字律，既又学半山老人七字绝句，晚乃学绝句于唐人。……戊戌三朝时节，赐告，少公事。是日既作诗，忽若有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涣然未觉作诗之难也。”因此后世学者大都认为杨万里其诗善变。杨万里九部诗集的创作过程大约持续了四十四年，这就更增加了对杨万里的诗歌及诚斋体整体把握的难度。然而钱钟书先生认为，杨万里“把自己的创作讲得层次过于整齐划一，跟实际有点儿参差不合”。通观杨万里的创作过程可知，杨万里诗集虽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成型过程，但是所有九本诗集的序都在淳熙十三年到绍熙三年共六年内写成。这就使杨万里也难以从文本角度来准确把握自己的创作过程。林希逸在《竹溪?斋十一稿》续集卷十二中谈到杨万里“焚弃少作”时说：“然观公见行诸集，此等句既变以后未尝无之。岂变其可变者，其不可变者终在耶?”这便是对诚斋体的“变”提出了质疑。既然有人认为杨万里的创作有所谓“不可变者”，我们便可以尝试对诚斋体及杨万里的诗作之中“不可变者”加以筛!鉴别。一般认为，杨诚斋体是杨万里漫长的创作过程中的一种活泼的诗风。具体说到它的“活泼”，总免不了谈它的清新自然､言浅意长等等。在这些特征中，两个最为独特有趣的特征当是“谐”与“俗”。
诚斋体的“谐”，即是谐趣横生。这是杨万里的一条猴子尾巴，任他七十二变，总脱不了这层风趣。究其原因，是因为杨万里生性便有三分倔脾气，一生刚直乐观，不失天真烂漫的本色。光宗说他“也有性气” ，而孝宗则骂他“直不中律”，两位皇帝的评价很说明问题。然而杨万里非但对君上的评价不以为意，甚至写诗自我褒扬，他说:“禹曰也有性气，舜云直不中律。自有二圣玉音，不用千秋史笔。”在诗里他早已把皇帝的批评抛到九霄云外，不但反以为荣，甚至还自得其乐起来。这种天真烂漫的做派正好说明了杨万里诗中的这种谐趣为何能在他起伏变换的诗风中被恒定地保存下来。谐趣诗在杨万里的诗中例子很多。如《江湖诗钞》有《迓新守值雨》一首:“春雨不大又不晴，只与行人禁送迎。小溪绿涨竟何曾，官路黄泥滑不胜。今年送迎乃尔苦，去年送迎正如许。风严火灭未五更，暗行十里鸡三鸣。行路最难仍最恶，半生历尽今晚觉。前人失脚后人笑，后人失脚那可料!”诗中的“春雨”一句将雨拟人化，他既不肯大也不肯小，偏偏不只是不愿与人方便，仿佛故意要禁止行人送往迎来，虽是陈述，可这样来写雨，已有几分滑稽。而“今年”一句更妙，语句仿佛出自一农妇之口，抱怨送迎辛劳，叫苦不迭。而最后一句最可笑，写雨中行人失足，遭到旁人讥笑，而“后人失脚那可料”一句，仿佛是出自前人之口，痛斥后人不要自以为是耻笑他人，谁能料到你不失足呢?此句仿佛脱口而出，尽写前人恼羞成怒之态，读来着实令人捧腹。实际上，杨万里的诗往往是谐中透俗，俗中含谐。他不避俗词俗语，以俗成谐，又以谐绘景，以谐成趣。《迓新守值雨》这首诗其实就是不避俗语而成谐趣的。《西归集》中的《插秧歌》，流传甚广，更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特点。其诗曰:“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笠是兜鍪蓑是甲，雨从头上湿到胛。唤渠朝餐歇半霎，低头折腰只不答。秧根未牢莳未匝，照管鹅儿与雏鸭。”这是一幅雨中插秧图。全家大小各司其职，进行辛勤的劳动，作者不避俗字俗语，力求写出生动的现实场景。但在形象描写上，也有出其不意的笔墨，“笠是兜鍪蓑是甲”一句，一下子让人从田间劳动的情景联想到了战场上的武士，虽然不能说有很深的意义，却也拓展了诗的想象空间。而以“照管鹅儿与雏鸭”一句看似直白无味的俗语收尾，一方面表达了农家对于劳动成果的珍惜之情，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诗的余味。让人联想到秧插上了，辛勤的劳作并没有结束，以后还需要付出很多的劳动，才能有所收获。
以“俗”为美的杨万里时常从一些底层的风俗､琐事写起，显示了他心中对广袤自然与淳朴民风的情结，以及诚斋体天然去雕饰的创作理想。《荆溪诗钞》有《观小儿戏打春牛》一首，便是很好的例证:“小儿着鞭鞭土牛，学翁打春先打头。黄牛黄蹄白双脚，牧童系蓑笠青箬。今年土脉应雨膏，去年不似今年乐。儿闻年登喜不饥，牛闻年登愁不肥。麦穗即看云作帚，稻米亦复珠盈斗。大田耕尽却耕山，黄牛从此何时闲?”这首诗描写的生活背景是中国民间的一种风俗。在日本人中川忠英编著的《清俗纪闻》中，有对于这种风俗史的一些记述:“立春前日，府州县均制太岁､春牛，分台乘之，使太岁挽春牛，放置于郊外。该地官员更衣乘轿，下属吏役各持春花出迎，敲打金鼓，竖凉伞，排行列，巡行于郊外行春。然后迎入城内，置于知府堂上，谓之迎春。至次日立春之时，各官吏将太岁､春牛请出，皂役等持竹棒鸣金鼓护送至庙中。安放太岁后，用棒敲打大牛并取出腹内之小牛安放于太岁之前，意在表示丰年之吉瑞。在将太岁送往庙宇之途中，市中儿童掷大豆打牛，如掷中，相传可使疱疮减轻。”本书出版于二百年前，记述的是清朝乾隆时期中国江､浙､闽一带民间的传统习俗。虽然杨万里的诗写于南宋时期，但“打春”的风俗一直流传下来了，直到今天，民间许多地方仍将立春称为“打春”。相对于杨万里诗中的“春牛”，《清俗纪闻》中所说的“春牛”是竹条扎成，高三四尺，并糊纸着成彩色。仪式中还要做一个五寸左右的小牛，置于大牛腹内，以备到时取出，并且多出了一个土制的“太岁”。虽然具体的做法似乎不尽相同，但是“打春”之俗的因袭关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在诗中小儿打牛，不像《清俗纪闻》所述是用大豆掷打，而是以鞭来打。杨万里紧紧抓住小儿打春的每个细节，写他“学翁”､写他“打头”，惟妙惟肖。“黄牛”句中着重于土牛形象的描绘，可见当时的“土牛”也是着彩的，而披蓑衣戴青箬笠的“牧童”，也许就是后世那用来牵牛的小泥人“太岁”吧。“今年土脉应雨膏，去年不似今年乐”一句中，着一“应”字，写出祝祷之意，使人仿佛看到一个牵牛小童轻轻低语，祈求风调雨顺。虽然没有看到今年的光景如何，便说“去年不似今年乐”，更显出稚子的一片童真。本诗的最大特点在于第七句“牛闻年登愁不肥”。在南宋诗坛，用俗语写俗事已是一大突破，更何况直接写牛的感受!着实妙趣横生。第七､八两句既写了人的想法“喜不饥”;也写了牛的想法“愁不肥”，将人与牛进行对照，同样的丰年，不同的感受，不可谓不滑稽。而诗的最后一句竟落在牛的担忧上:“大田耕尽却耕山，黄牛从此何时闲?”其实，牛不得闲，人又怎能得闲?归根到底，还是表现人的辛劳。只不过这辛劳的底色被节日所特有的喜剧气氛所掩盖了。但如此出语，也算得上平中见奇了。杨诚斋用最平易之语言，让这一幅山野风俗图“活”了起来。这也是后人称其文“活”的重要一点。所谓“活”，即是化俗入雅，写出了生活气息。
说到“活法”，也是历代学者对诚斋体特征的一大概括。南宋项安世云:“醉语梦书辞总巧，生擒活捉力都任，雄吞诗界前无古，新创文机独有今。”说的便是杨诚斋善于捕捉精巧细节的本事。姜夔称赞他说:“处处山川怕见君”。因为一旦落入杨诚斋的眼里，便绝不会放过，一定要将它的生动活泼写得淋漓尽致。其实杨诚斋的“活法”，最终还是在“俗”上用力。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一载诚斋诗话:“……‘枯肠未易禁三碗，卧听山城长短更。’又翻却卢仝公案，仝吃到七碗，坡不禁三碗。山城更漏无定，‘长短’二字，有无穷意味。”诚斋体的“活法”全在这“无穷意味”上。杨斋体托俗语，抓俗物，力求诗已尽而味方永。杨诚斋有一首著名的《闲居初夏午睡起》，广为传诵:“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这首诗最见他“生擒活捉”的本事。“梅子留酸”是写味觉，他抓住了“软齿牙”这个不易注意到的细节。“芭蕉分绿与窗纱”则写出了芭蕉叶的反光，真个细致入微。而“睡起无情思”是静，“儿童捉柳花”是动，一静一动，相映成趣，更显出这幅画卷的生动来。纵观之，杨诚斋的“活法”，终是借“俗”用力，让一切新鲜和有生命力的“俗物”“活”起来，去触动我们繁复的心绪下最纤细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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