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狂人”病愈候补后怎样

作者：杨新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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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的《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愈后候补，情形又是怎样？鲁迅是否也做了深入的思考呢？我们认为，《在酒楼上》和《孤独者》，特别是后者，具象性地传达出了鲁迅的思考，警告知识精英力避对世俗生活的致命戏仿，保持启蒙者特有的宿命般的孤独与强大的自信。
　　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创作是鲁迅对国民性开掘展剖的一个重要方面，《在酒楼上》和《孤独者》都是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两小说分别写作于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二五年，与《狂人日记》的发表前后间隔六七年之久，可见，鲁迅始终思考着“狂人”这个形象及其命运。而从这两部作品的主人公吕纬甫、魏连殳的“行状”和他们在“心狱”中的搏击碰撞来说，他们恰好分别是“狂人”的思想和行为发展的接续者和最后的终结者。“狂人”的形象由于吕纬甫和魏连殳的出现，由原来的模糊逐步清晰可见，性格也逐渐精微复杂丰富起来。
　　“狂人”是一位心灵上长期遭受压抑之苦的精神界战士，因其对传统礼教的深刻洞悉与研究，而得出惊世骇俗的卓见：“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①为了救赎背负四千年吃人履历的庸众，“狂人”立誓要“劝转吃人的人”，使其成为“真的人”，这一切却被目为“疯子”，深情的启蒙话语变作了可笑的诳语谵言，启蒙精英激昂慷慨的壮举，在世俗庸众的眼中被视为无聊的“把戏”；吕纬甫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际曾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与人议论中国改革的方法时，因意见不合，曾动手打起来，如今却变得“敷敷衍衍，模模胡胡”，精神沉静而且颓唐，全然不见当年的敏捷精悍，在吕纬甫，打发时日的方法是“模模胡胡”、“随随便便”做些无聊的事，所有行为的根源都来自“豫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的悲情体验。激情的吕纬甫与迂缓的吕纬甫，恰恰是“狂人”病中和愈后的“行状”，吕纬甫的“敷衍”与“模胡”完全可以看作是“狂人”候补后性格变化的第二个阶段，即由自觉的启蒙立场开始向恶俗生活逼近，由自觉启蒙走向自觉蒙昧，知识精英的高贵坚执被平民化色彩的淡漠所消解。由自觉祛魅走向被动返魅，在吕纬甫是痛苦的，作为有着深刻的理性自觉与难以割舍的启蒙情结的知识精英的返魅化之路能否顺利走下去呢？
　　《孤独者》展示的即是“狂人”性格第三个发展阶段的写真。魏连殳同样亦曾是一个清醒的启蒙者，有着与“狂人”同样的命运。他被视为有悖于传统社会中异类，是“吃洋教的‘新党’”。就是他的本家“仿佛将他当作一个外国人看待，说是‘同我们都异样的’”②。魏连殳的举动与“狂人”的“行状”并无二致，“Ｓ城最不愿意有人发些没有顾忌的议论，一有，一定要暗暗地来盯他，这是向来如此的，连殳自己也知道。但到春天，忽然听说他已被校长辞退了”③。他在Ｓ城无处存身被迫离开，陷入无尽的愁苦与无奈之中。为了生存不得已让度自我，让度自我的代价换来的是“快活极了，舒服极了；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④。魏连殳是否真的快活极了，舒服极了呢？
　　在世俗社会的价值系统中，魏连殳由教书匠变作了“魏大人”，这的确是值得人们艳羡的，在局外人看来的的确确是“快活极了，舒服极了！”尤其在房东老太太看来，“魏大人自从交运之后，人就先前两样了，脸也抬高起来，气昂昂的。对人也不再先前那么迂。你知道，他先前不是像一个哑子，见我是叫老太太的么？后来就叫我‘老家伙’。唉唉，真是有趣。”⑤魏连殳依旧是魏连殳，为什么就“两样”了呢？我想称呼的变化以及他对儿童前后判若两人的态度来自他内心的深刻变化，那就是“先前，我自以为是失败者，现在知道那并不，现在才真是失败者了”，表面上越是辉煌气派，内心却更加悲抑黯淡。生存的窘迫与无奈，使他被迫采取让度自我的策略，忘却自我，放逐自我，妄图在自我放逐中使自己的灵魂堕落，精神委顿，与常人无异，但魏连殳却又是难以真正做到的，因为他是一个清醒的“狂人”，现实与理想的背离，灵魂被撕扯和割裂所带来的锐痛让他难于安稳。做了杜师长的顾问后，他拼命地在制造一种热闹的氛围：“新的宾客，新的馈赠，新的颂扬，新的钻营，新的磕头和打拱，新的打牌和猜拳……”这一切繁华与喧嚣是否带来了释怀与安逸呢？除了“新的冷眼和恶心，新的失眠和吐血……”⑥一无所有。对于表面嚣攘纷扰的刻意维持，表明了他心底有着难以名状的刻骨的深沉悲郁与难以压抑的孤独之感。酒醉前的荒唐放浪只能加重酒醒后的绝望的迷惘，他一点也未能“好”起来，反而日甚一日地坏下去了。在痛苦的生与轻捷的死之间，他选择了后者，在世人看来魏连殳正在年富力强，前程无限之际遽然“作古”，是令人遗憾万分的。而在他看来这却是最好的皈依，“面目却还是先前那样的面目，宁静地闭着嘴，合着眼”，越感到心中难以按压的悲郁之气，由悲郁带来了心灵上的断裂之苦，即愈是有意靠近世俗，却发觉愈发疏远了世俗，即所谓给他带来更多的“新的冷眼与恶心”，知识精英内心深处的疏离感与荒诞感更使他痛苦万分，如坠深渊，因此行为上的怪诞更加凸显出来，“买东西，今天买进，明天又卖出，弄破”，这在常人看来，脾气“太古怪了”。古怪的背后潜隐深意。对于魏连殳来说之所以发生这一切，主要是他对现实的彻底绝望。《礼记》上说：哀莫大于心死。但对他来说，更大的悲痛却来自于心不死，正由于“哀莫大于心不死”，魏连殳才一再“沉沦”，但这“沉沦”给他带来的是更大的痛苦与哀戚，渴盼中的释放未能获得，不期的沉重如影随形，挥之难去，甚而愈积愈重，压得他难以呼吸，生存的意义之维崩溃了。可见仅仅为了活下去这一个简单的目的，对常态生活进行刻意地戏仿，但给清醒的知识精英带来的却是一种深刻的背离感与精神分裂的痛苦体验，他本欲能够让自己“偏要为不愿意我活下去的人们而活下去”，但最终生命还是被“敌人诱杀了”，诱杀鲜活生命的不是别的什么，而是由清醒自觉启蒙意识和不情愿地“戏仿”之间形成的荒诞感和背离感，以及由此导致的人格分裂。巨大精神伤痛最终让他命丧自造的“心狱”之中，摧折了向上的魂灵，窒息了鲜活的生命。
　　“狂人”一样的吕纬甫、魏连殳；吕纬甫、魏连殳一样的“狂人”，都曾经清醒地抗争过世俗，违心地“戏仿”过生活，但三者的命运却是一样的。最终都走向了精神的委顿与生命的死寂。“狂人”、吕纬甫、魏连殳，在鲁迅塑造的知识者形象谱系中其实是三者合一的文学形象，只是这个形象的姓名、符号的不同，在精神内涵上实在是一个人。“狂人”、吕纬甫、魏连殳不过是“狂人”或者吕纬甫或者魏连殳一个人的性格与精神历程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已。
　　因之，《孤独者》完全可以被视作《狂人日记》的续篇，它是“狂人”候补后“行状”的具象化展示，更是候补后灵魂深处搏斗、挣扎的真实写照。如果说《狂人日记》只是对启蒙意义的怀疑，那么《孤独者》则是对启蒙意义的颠覆。“狂人”候补后的结局依然是悲凉的，因此《孤独者》与《伤逝》《在酒楼上》它的命意其实是一致的，展示的都是鲁迅作为一个清醒的知识者对激情的启蒙行为所作的沉静思辨，在庸众广布，在“上不可不冲破二千年顽谬之学理，内之不可不鏖战四百兆群盲习俗”的文化语境下，启蒙何其艰巨，启蒙者的自信力又是何其脆弱，它的终结只能像魏连殳独自承荷着身前的寂寞与身后的误解。尤其是身后的误解对魏连殳来讲他的灵魂难以安寝：“一条土黄的军裤穿上了，嵌着很宽的红条，其次穿上去的是军衣，金闪闪的肩章，也不知道是什么品级，那里来的品级。到入棺，是连殳很不妥帖地躺着，脚边放一双黄皮鞋，腰边放一柄纸糊的指挥刀，骨瘦如柴的灰黑的脸旁，是一顶金边的军帽”；“他在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静地躺着，合了眼，闭着嘴，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着这可笑的死尸”⑧。可见到生命的终结，魏连殳都被人误解，他又怎能不会有“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⑨的切肤之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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