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犹睡”的小城与觉醒者的永恒冲撞

作者：熊家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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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说来，一个成熟作家的系列作品，大都会有一个贯穿性的文学主题，例如鲁迅强调的“改造国民性”，沈从文对“民族品格的发现和重造”，沙汀之于“原始权力结构的显形”，等等，都各自成为贯通这些作家文学世界的红线。同样，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小城叙事也有一个贯穿性的宏观主题，我将其概括为：“犹睡”的小城与觉醒者的永恒冲撞。这个主题犹如一支经久不息的沉重乐曲，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时空中回荡了半个世纪，几乎贯穿了现代文学的始终。在许多作家笔下，小城凸现的大都是陈旧、封闭、保守、落后的状貌，传统势力仍然占据统治地位，人们在这里看不到任何希望和出路。鲁迅一九一二年写的《怀旧》，标题就暗示了趋旧避新的小城社会心态，不管是金耀宗的遵“家训”还是秃先生的习“纲鉴”，都是用旧法宝来对付新事物；辛亥革命如过眼云烟，丝毫也没有影响到王翁、李媪 (鲁迅取用这些普通姓名其本意也在于指示其普遍性）等老百姓常年的生活秩序。费穆一九四八年拍摄的《小城之春》虽名曰“春”，其实到处弥漫着的却是灰败、陈旧、保守的气息，城是古老残破的荒堞颓墙，家是快要干枯的一潭死水，人则“住在一个小城里面，每天过着没有变化的日子”。作者想要传达的是“古老中国的灰色情绪”，青年男女那一点点春的冲动，春的期盼，最终仍窒息在小城沉闷的空气里。费穆把他对老中国文明精神气息的深刻感悟，借助苍凉的江南小城呈示出来，调子虽然低沉悲凉，倒也不失真实。看似美丽的小城因为仍旧被古老的文化习俗和惰性心理围困着，所以犹如一个铁屋子，“只要这个老中国的铁屋子没有从文化和心理上真正打碎，这样的悲剧仍然会一幕一幕的以不同的方式继续演下去”①。
　　小城的灰暗记忆，弥漫在何其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描述故乡县城的许多散文篇章中。在散文《街》里，何其芳写他每每踯躅在故乡县城里一条狭小、曲折、铺着高低不平的碎石子的街上时，便仿佛走进了自己残损的童年光景，因为映入眼帘的诸般景象似乎都连接着他那些“老旧的颓朽的童年记忆”。那些狭隘的青石街道，那些短墙低檐的人户，和那种荒凉、古旧的景象，使他“怀疑走入了中世纪”②。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已经完全习惯了小城的阴暗、冷酷和卑微，走过他身边的都是一些垂头丧气，负担着劳苦，失掉了希望，也失掉了“明天”的人。一个期待前行的青年人，常常感觉小城的时间凝滞了，甚至在倒退：“是闯入了时间的过去，还是那里的一切存在于时间之外” (《哀歌》）；“在这种静寂里，这座大宅第不知存在了若干年了” (《货郎》）；“过着一种静寂的，倾向衰微的日子” (《楼》）；“时间是不可思议的，可怕的” (《静静的日午》），因为在不知不觉中，时间一天天过去，待字闺中的妙龄少女变成了满脸皱纹的老太婆。吴晓东在何其芳《静静的日午》中就读出了那种命定的恒常：
　　
　　“日午”所标志的瞬间却展示出时空的凝滞性。一切都像在故事中被讲述一千年了。③
　　
　　这种“时间”的凝滞性，也在师陀笔下的“果园城”里弥散着：放在孟林太太家里妆台上的老座钟，不知几时早就停了，因为这人家根本用不着时钟，刻板的生活日复一日，时间已毫无意义，“时光无声的——正像素姑一样无声的过去，它在一个小城里是多么长并且走的是多么慢啊！” (《果园城记·桃红》）它把素姑由十二岁的小姑娘“走”成了二十九岁的老姑娘，那两只大箱，锁着她的无数岁月，锁着一个嫁不出去的老处女的青春。憔悴在时间里的素姑没有明天，只有昨天。小城的一切似乎是永恒的，不变的，然而它也就加倍地衬托出生命的无奈。“不管世界怎样变动，它总是像那城头上的塔样保持着自己的平静，猪可以蹒跚途上，女人可以坐在门前谈天，孩子仍可以在大路上玩土，狗仍可以在街岸上打鼾。” (《果园城》）现代作家的普遍感觉是：表面上时代在变，但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尤其是小城，实际上是滞留不变，大都还活在昨日，未曾进入今天。师陀提到“定更炮”唤起他不愉快的回忆时写道：“辛亥革命过去了，袁世凯死了，张勋复辟很滑稽的失败了，轰动全国的‘五·四’也过去了……我们那小县城里，对刑事嫌疑犯还用板子、撑子、拶指、老虎凳、跪烧红的铁链；县大老爷大堂上还留着暖阁；站木笼的死刑已经废除，四只木笼仍旧放在大堂上原地方；处决死刑犯也仍旧杀头；……虽然已是中华民国，一切依然维持着清朝制度，连起更要在衙门口放定更炮，和定更炮同时，在鼓楼敲响云牌。”④这“定更炮”也正是“昨日”的象征。师陀当时正在县城里上小学，这份记忆留存心底，二十年后化作了文学中的“果园城”。尹）曼认为，《果园城记》里的真正主角只有一个，那就是果园城镇本身，“尽管那些改革者，土匪、官员，来了又去，去了又来，小城本身依然是我行我素，依然是‘活在昨天’里的小城”⑤。
　　我们发现，“活在昨天”的小城，未曾醒来的小城，不仅分布在师陀的中原，也坐落在萧红的东北，不仅位于沙汀的西南，也置身柔石的浙东。新与旧在这里胜负未定，新的让位给旧的，旧的战胜新的，有人正在醒来，小城犹自酣睡，这是中国现代小城作家这一“文化群落”对小城的较为普遍的共同感受。鲁迅的“招牌虽换，货色依旧”就是对这一小城现象的形象概括。在沙汀的家乡，那个“现代文明的历史脚步来得出奇迟的地方”，甚至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还敲响着半世纪前的“钟声”⑥。小城的犹自酣睡，并非意味着没有新思想、新文化来吹拂它，在现代中国社会的大背景下，小城显然比乡村更早更多地呼吸到新鲜的空气，这些新鲜空气使得一些敏感的先觉者渐渐苏醒过来。现代作家们异常敏锐地捕捉到了部分小城人觉醒的情景，并给予艺术的展示。不过我们也看到，在作家的笔下，小城觉醒者的命运又大都是悲剧性的。
　　鲁迅那段关于“铁屋子”的话已为很多人熟知，人们普遍认为，这“铁屋子”喻指当时的整个中国社会，但就鲁迅《呐喊》集里的主要描写对象和内容来看，这“铁屋子”最接近于有新有旧、旧大于新、既沉闷却又有了几个较为清醒者的小城。关在有形的铁屋子里的觉醒者夏瑜 (《药》）的血，做了迷信者华老栓的儿子“人血馒头”的药引，他的连说“可怜，可怜”，既是可怜别人的无知，也是可怜自己的无能；关在无形的铁屋子里的魏连殳 (《孤独者》），始之我行我素、动辄得咎，继之自暴自弃、以恶抗恶，终于冷眼死去。这些觉醒者的命运是悲苦的，看不到多少前途与希望。因为当时的小城更多地活在“过去”，活在“昨天”，未曾醒来，一切都绝难改变。觉醒者的唯一出路只有逃走，否则，只可能要么被杀，要么自戕，要么放弃。鲁迅安排的“狂人”的结局是“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并非“假语村言”的小说家笔法，而是看清了觉醒者走回头路的极大可能。
　　“活在昨天”的小城里的觉醒者的悲哀，乃是众多现代作家的集体经验，并在他们的文学文本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小城在现代中国社会的地位是极为尴尬的，因而给人带来的感受也极为痛苦。要是它更近于乡村，顺其自然，浑浑噩噩地过活，即便有痛苦也多是肉身的；要是它更近于都市，趋新逐异，见怪不惊，传统的负担也会轻些。一般来说，没有觉醒，无所谓痛苦；普遍觉醒，也较少痛苦。麻烦的恰在于这少数的觉醒与多数的不觉醒之间，产生了多数人心安理得的“活在昨天”，而少数人却心有不甘要“活向明天”的矛盾。于是有了大悲哀与大痛苦。生活在小城的倪焕之是痛苦的，他的三重理想 (教育、家庭、革命）均归幻灭，只能寄希望于未来而遽然死去 (叶绍钧《倪焕之》）；萧涧秋也是悲哀的，在芙蓉镇这“交头接耳的旧社会”，他既摆脱不了困境，也救助不了他人，只有选择逃离 (柔石《二月》）；志向远大的贺文龙折断了“翅膀”，不再做“梦” (师陀《贺文龙的手稿》）；活泼聪明的油三妹忧谗畏讥，含恨死去，“从树林那边，船场上送来的锤声是愤激的、痛苦的、沉重的响着，好像在钉棺材盖” (师陀《颜料盒》）。这种感觉也许只在少数觉醒者那里表现很强烈，小城大多数人则是照样该怎么过活怎么过。师陀由此慨叹道：“我们只能说中国为什么不再文明点：或者退转去，为什么不更原始点？”⑦像这样既非文明又非原始，不死不活的小城生活，只会让有了几分清醒的少数人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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