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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睡”的小城与觉醒者的永恒冲撞
作者：熊家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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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集中体现“犹睡”的小城与觉醒者的永恒冲撞这一主题的，要数萧红的《小城三月》了。萧红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去世，她的《小城三月》在一九四一年六月写成。这篇小说几乎可以算是作家的绝命之作，因为此后直到离世再没有写什么文字。萧红的这篇小说和她的《生死场》《桥》《手》乃至《马伯乐》等，在思想情调上都似乎有着明显的不同。那么，在她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为什么会想到写下这样一个美丽而哀婉的故事呢？
有人说，萧红这篇小说，意在揭示“春日苦短”、“此恨绵绵”，是在写一个爱情悲剧。但我觉得，萧红要描写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小城少女在新旧交替时代的爱情悲剧，而有着更为深广的社会内容和心理内涵。此“春”此“恨”，远非“爱情”二字可以了得。
这篇小说在构思上有些特别。一开头，在把小城三月的春天景物着意渲染了一番之后，就突兀地来了这么一句：“我有一个姨，和我的堂哥哥大概是恋爱了。”这醒目独立的一段，似乎要引起读者对于爱情主题的注意。但是接下去，作者并没有展开花前月下、悲欢离合的爱情描写，而是转笔去写翠姨的相貌举止和生活琐事：“我”去翠姨家玩，翠姨约“我”上街去买绒绳鞋；翠姨来“我”家玩，参加家庭音乐会；翠姨订婚，“我”跟翠姨一同去亲戚家做客；正月十五看花灯；翠姨上哈尔滨买嫁妆和不愿结婚；翠姨的病与死……关于翠姨与“我”的堂哥哥的关系，其中虽然写到了一些。但是很有限。要说是初恋，也只是朦朦胧胧，若隐若现。萧红似乎跟我们开了个玩笑。她首先明言要写一个爱情故事，引起我们对这方面的期待，但结果却告诉了我们一些别的东西。我们似乎若有所失，却又获得了另外的满足。
在小说内容的最后部分，作者又写了这么独立的一段：“堂哥哥后来提起翠姨常常落泪，他不知翠姨为什么要死，大家也都心中纳闷。”堂哥哥对翠姨很有好感，但他并没有真正实在地爱过翠姨，所以他不能知道翠姨为什么死；大家也对翠姨很好，但是没人理解她的苦衷，所以心中纳闷。那么翠姨到底为什么死的呢？难道仅是因为得不到堂哥哥的爱或是因为不能与堂哥哥正当地结合吗？不，作者以她独特的构思和别致的细节冲淡了这个具体的所谓爱情悲剧。她并不是要写一个简单的恋爱故事，而是要写一个美丽多情的姑娘短促的一生，写一个少女还“活在昨天”的小城社会里的“人”的觉醒的悲哀。
翠姨说了：“……不从心的事，我不愿意……可是我怎能从心呢？……”是的，翠姨是因为“不从心”而死的。她生活在春风初度的小城里，有了初步的觉醒，希望能“从心”所欲；可这小城还十分守旧，多数人生活在“过去”的习惯里，一切按老规矩办，使她“从不了心”。我们要是明白了翠姨的心，也就自然知道了她为什么死。倘若现在回过头去再读这篇小说，就会明白许多。小说实际上是两条线索并行发展的：一条线写翠姨的觉醒，另一条线写翠姨的婚姻。开始的翠姨，跟一般女孩子也没什么不同，关心的只是穿着打扮和玩耍。如果“春天”永远不来，她会跟其他姑娘一样，订婚、嫁过去、挨丈夫的打、过完一生……但是她偏偏从自己那比较封闭的家走进了“我”的这比较文明的家，偏偏又听了这样那样的新鲜故事，接触了这样那样的男女学生。这像春日的和风吹透了她的心房，舒展了她的灵魂，促使她在过去的生活中发现了不合理，激励她对不自由的婚姻进行了抗争；导致她不肯出嫁，提出要读书，乐意生病进而糟蹋自己的身体等等。她以一个弱女子的方式，对小城社会喊出了她心中的强音——要从心！而作为另一条线的旧式婚姻，也按部就班地在进行着：订婚、下聘礼、买嫁妆、出嫁……天经地义，毫不含糊。一个个女子不就是这样过来的吗？这是小城的传统！小说就是这样展开了激烈的矛盾，在读者心中引起了感情的逆行。一方面是步步逼近的旧式婚姻，另一方面是翠姨的觉醒与反抗。小说中展示的矛盾冲突既交织着现实与理想的诸多因素，又体现出生与死、胜利与失败的纠缠和搏斗。一方面是在写翠姨不自由的婚姻，这是现实；另一方面是在写翠姨对新生活的向往，这是理想。对文明的期待，引起她对生的渴望；不满丑恶的婚姻，导致她对死的追求。她最终没有嫁给那个又丑又小的男人，她胜利了；她也最终没能过上她所憧憬的生活，她失败了。事情的两个方面，在翠姨垂危之际对堂哥哥讲的那段话中达到顶点，发生“短路”，最终得到了统一。
——翠姨说：“我心里很安静，而且我求的我都得到了。”
翠姨求的是对旧生活的背叛，求的是人的尊严，求的是美的精神境界。她以自己圣洁的死来达到这个目的。翠姨订婚之后，按照情节的发展，是应该跟那个又丑又小的男人结婚或是跟堂哥哥远走高飞。但这两条路都行不通，前者不愿，后者不能，所以她选择了死，走向了坟墓。她以生命为代价与“春天”作了交换。她用生命诠释了这样的青春价值：美丽高贵的死，比在旧式小城中苟且地活着好！高兴也罢，焦急也罢，我们的阅读心理在这里得到了提升，竟化成了一片明净。是美，是动人，凝结成一种饶有意趣的哀思。但是，我们看到的，又的确是一场悲剧。
翠姨憎恶那种浑浑噩噩的生活，奋身挣出泥潭，但新的生活在她又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她也有爱，但她爱的并非堂哥哥本人，而是堂哥哥身上所代表的那种现代的、文明的、有知识的生活。所以她常向远远的哈尔滨市影痴痴地眺望。但客观条件限制了她，小城限制了她。她没有好的家世，没有文化，也没有多少钱，她所有的只能是一个美丽的幻梦和朦胧的期待。她的觉醒只是一棵刚刚出土的翠？，孤零零的，而“昨天”的传统习惯却异常根深蒂固，要么依附，要么枯死。舍此别无选择。
我这样想，假如翠姨有一个好的家世，母亲也不是寡妇再嫁，又念了书，与堂哥哥结合了，她就满足了，幸福了吗？恐怕未必。萧红笔下的翠姨，对更加美好的东西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只要她觉醒，就会不断地有着新的悲哀。萧红写《小城三月》，已是一九四一年了，她大概并不想步“五四”后尘，去写什么控诉封建包办婚姻的悲剧。那样的主题，别人已经写得够多了。萧红立意所在，恐怕还是力图呼唤和肯定人的觉醒，维护人的尊严，但面对当时的小城，又不免感到悲哀。这或许与她的身世经历有关。小说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因为翠姨梳妆打扮，久不出来，“我”的伯父开玩笑说她是“林黛玉”。真的，翠姨就是林黛玉，一样的纤细，一样的聪明，一样的敏感，一样的倔强，一样的具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古往今来，像林黛玉这样的女子虽并不多，但有一些。她们是中国女子的一种类型 (也许是世界女子中的一种类型，如屠格涅夫笔下的女性等）。她们有很好的天分，资质聪颖，感情丰富，心地透明，对浑浊的现实异常敏感而又不愿同流合污，追求理想而又难得实现。她们都是空谷幽兰，大都是寂寞地死去。由林黛玉我们想到了萧红，萧红不也是这样的女子吗？我们还记得这样两个情景：林黛玉在临终时断断续续地喊出“宝玉……你……好……”；而萧红在临终时说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这是她们留给人生最后的声音。她们有着较高而正当的精神追求，并以泪血浇灌之。一般的人在旧意识里生活，“忙着生”，“忙着死”，熟悉了，习惯了，自然而然，不以为怪。但是“萧红”们不行，没有好的生活，她们宁愿不活。可以想见，萧红写翠姨，写这《小城三月》，是在为那些有才有情、有品有性的绝世女子们树碑立传。她是在自追自悼，自悲自慰。也许她意识到自己活在世上的时日已经不多，因而借助翠姨之事，为自己也为世上心高命薄的女子们编织了这样一个花圈。于此可见，在旧的社会环境中的某些人 (特别是一些敏感多情的少女），即使萌发了对新生活的向往，也只能窒息在旧的习俗条件里，很难摆脱悲剧的命运！
总之，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小城叙事，多反映了“犹睡”的小城与觉醒者的永恒冲撞，普遍给人以“悲凉”的感觉。这种悲凉不仅在于“活在昨天”的小城绝难改变，对“昏睡者”的精神启蒙由此显得任重而道远；更在于觉醒者与小城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不止体现在“觉醒者”命运的凄惨上，更深入到作家们的思想骨髓中，小城叙事从而带上了一种“挽歌”情调。连作家们都不清楚，犹睡的小城什么时候才会醒来，所以对于未来，不敢过于乐观。这与其说是思想糊涂，不如说是认识深刻。鲁迅《药》的结尾出现了两个意象：一是花环，一是乌鸦。前者是作者为了响应《新青年》同事们的乐观精神加上的曲笔，后者则违背了一位善良母亲冀望神灵的意愿，恶人将来未必会有报应，乌鸦的登场对世俗的乐观情绪作了无情的解构。《故乡》的结尾也有两个意象：一是高墙，一是路。作者希望走出高墙，迈上新路；可他又害怕这“希望”，担心这是自己“手制的偶像”，前方并没有一个“黄金时代”可以预约。自然，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活在昨天”的小城也只是一个隐喻，现代中国还有多少腐朽的、愚顽的、陈旧的思想渣滓，一如这犹睡的小城一样，还残存在我们的生活空间，久之不去。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文学的小城叙事其实并不仅仅局限于写小城，它还言说着中国国民性改造和中国文化重建的更深远主题。
① 陈山:《永远的<小城之春>》,《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② 何其芳:《画梦录•县城风光》,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第297页｡
③ 吴晓东:《阳光与苦难•梦中的国土——析<画梦录>》,文汇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④ 师陀:《我如何从事写作》,《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2期,第45页—第59页｡
⑤ 尹雪曼:《师陀与他的<果园城记>》,刘增杰编《师陀研究资料》,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258页｡
⑥ 吴福辉:《沙汀乡镇小说•序》,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⑦ 转引自尹雪曼:《师陀与他的<果园城记>》,刘增杰编《师陀研究资料》,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258页｡
⑧ 参看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尹慧珉译,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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