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从杜诗中的“映衬”问题看文学研究的方法
作者：潘新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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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六年六月，我在《名作欣赏》当年第六期上读到韩成武先生《杜甫对景物感知过程的真实表述》一文，感到该文存在较多的谬误与疏漏，于是写下了《映衬：杜甫景物诗独特的诗性方式——兼与韩成武先生商榷》一文（以下简称《映衬》），于二〇〇六年第十期《名作欣赏》刊出。文章发表后，左汉林先生又写了《论杜诗中的映衬及相关问题》一文（以下简称左文，见《名作欣赏》二〇〇七年第二期），向我提出商榷。读罢左文，应该说，我多少受到一点启发。看来“映衬”问题不仅与杜诗相关，而且与唐诗甚至整个中国诗歌相关。希望借此机会与左文作者乃至其他有兴趣的学界同仁一起探讨下去，将这个问题弄清楚。
但是，我不得不遗憾地指出，左文的基本观点、方法乃至其间表现出来的治学态度完全是错误的。这是一篇表面上看起来论据充足，颇有道理，但实际上却逻辑混乱，自相矛盾，漏洞百出却又强词夺理的文章。左文的错误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我们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基本方法来从事文学研究（包括古典诗歌研究）？二、我们应当如何完整准确地理解杜甫的“互比映衬”和李白的“异质同构”？鉴于要完整地阐述这两个问题篇幅太长，我打算分两步走，写成两篇文章：就第一个问题先作论述，作为答左文作者（一）；就第二个问题再撰一文，作为答左文作者（二）。将这两个问题分别说深说透。
本文即为第一篇。
一、 左文在文学研究方法上的错误
可以开门见山地说，左文的逻辑起点和逻辑方法完全是错误的。
首先，我们来看左文的逻辑起点。左文的逻辑起点是：“映衬”并不是杜甫景物诗独特的诗性方式（而是整个唐诗的诗性方式）。从这一逻辑起点出发，左文采取了堆砌论据的方法（文章因此显得板滞而臃肿，这是左文作者治学方法的一个缺憾），罗列了杜诗以外其他运用了“映衬”这一诗性方式的大量唐诗诗句作为论据。论据罗列完毕后，作者似乎很理直气壮地下结论说，映衬“不是杜甫写景诗歌中‘独特的’诗性方式”，而是“唐诗中惯用的手法之一”，“有何独特可言？”
据此，左文作者似乎可以自信已将《映衬》一文驳得体无完肤，大功告成。但是，左文作者恰恰没弄明白，正是他自以为是的逻辑方法，使他落入了他自己设计的“圈套”之中，勒紧了他自己的“脖子”。因为按照他的这种逻辑方法，我们完全可以在宋诗、明清诗乃至现当代诗歌中也找到“映衬”的例子，足以证明“映衬”也不是唐诗惯用的诗性方式。
例如，宋诗中有大家熟知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林逋《梅花》），这既是视觉与嗅觉的映衬，也是上与下的映衬；还有“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欧阳修《戏答元珍》）；“病身最觉风露早，归梦不知山水长” (王安石《葛溪驿》）等等，均用了映衬手法。
当然，明清诗中我们也可以找到例证。 (明）何景明《岁晏行》中“往昔人家有储粟，今岁人家饭不足”；“生男长成聚比邻，生女落地思嫁人”。前者是今与昔的映衬，后者是男与女的映衬。清诗中亦有“洞深山转伏，石尽海方开” (吴伟业《穿山》）；“阑干晓露芳条冷，池馆斜阳绿荫肥” (归庄《落花诗》）等等，不一而足。
现当代诗中也有此例。鲁迅诗“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 (《亥年残秋偶作》）；毛泽东诗“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七律·长征》）等等，即为明证。而新诗中亦不乏其例。如“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北岛《回答》）；“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 (顾城《远和近》）等等，不一而足。
也许左文作者会说，唐以后的“映衬”可视作是受唐人影响或摹仿唐人，不足为凭，“映衬”仍可被认定为唐人的诗性方式。这是对的，可以算作一个道理。那么唐以前呢？在唐以前的诗歌中，我们仍然可以找到许许多多“映衬”的例子。
《诗经》中就不乏其例。例如著名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小雅·采薇》），既是今与昔的映衬，也是春季与冬季的映衬。《卫风·氓》中有“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周南·汉广》中有“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等等。同样，汉魏六朝也不乏其例。例如众人熟知的 《陌上桑》有“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等。《木兰诗》中更是有“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等等。各种映衬亦不一而足。显然，按照左文的逻辑，“映衬”亦不能说是唐人的诗性方式。毫无疑问，左文作者完全钻进了自己的“圈套”之中。正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左文的逻辑起点和逻辑方法完全是错误的。按照这种逻辑起点和逻辑方法，是完全不能解决问题的。
那么，左文的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呢？
在我看来，左文作者恰好犯了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大忌：在文学研究中采用了“域外求同证”的错误方法 (其反面是“域内求异证”的方法，而这两者都是文学研究的大忌）。
那么，什么是“域外求同证”和“域内求异证”呢？
我们知道，人的思维如同大千世界其他事物一样，是有规律的。人为了准确地认识和把握客观事物，就必须在思维中使用概念、范畴，并通过概念、范畴捕捉事物的本质特征，使该事物和其他事物区别开来。比如说，人为了认识菜刀，就必须捕捉菜刀的特征。但是，事物的特征又是多层次、多方面的。比如，菜刀有一定的体积、重量等等。但这些都不是菜刀最本质、最典型的特征。那么，菜刀最本质、最典型的特征是什么呢？菜刀最本质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可以“用来切菜”。因此，我们把菜刀的定义界定为可以“用来切菜”的工具。这样，可以“用来切菜”就成为菜刀这一工具和其他工具（例如水果刀——可以用来削水果的工具，例如军刀——可以用来杀敌的工具）最本质、最典型的区别。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用来切菜”从菜刀和其他刀（例如水果刀、军刀）相区别的角度来看，是菜刀的特殊性（个性）；但从菜刀范畴内部来看，又成了这一范畴内部所有个体的共性。我们把握一个事物，必须从该事物与他事物相区别的特殊性（个性）和这个事物内部的所有个体的共性（等同上述个性）这两个方面来把握。而这个特殊性（即该事物内部所有个性的共性）就成了我们认定、把握该事物的域（范围、界限）。
但实践本身远比概念、范畴要复杂得多。例如，厨娘在厨房里干活时可能一时找不到菜刀，于是用水果刀切了几片生姜、几根葱；军人在战地野炊时可能由于没有菜刀，于是拿军刀切了菜等等。那么，我们能否根据这个域外（即菜刀范围之外）的同证（即水果刀、军刀在切菜时有和菜刀相同的功能这个例证）来证明“用来切菜”不仅仅是菜刀的本质特性，同时也是水果刀和军刀的本质特征呢？显然不能。因为水果刀、军刀用来切菜这样的例子我们哪怕找到了一百件、一千件，它也只能是偶然的、非普遍的、非典型的，因而是非本质的。而菜刀用来切菜，从生产厂家生产它的目的，到商家销售它的目的，到买家购买它的目的，再到人类普遍使用它的实际效果来看，却是必然的、普遍的、典型的，因而是本质的。我们分析一个事物的时候，决不能拿偶然的、非普遍的、非典型的，因而是非本质的一面代替它必然的、普遍的、典型的，因而是本质的一面。同样，在菜刀的范围（域）之内，我们可能找到一把生了锈的切不动菜的菜刀，也可能找到一把被歹徒用来杀过人的菜刀，也可能找到一把被厨娘误伤了手的菜刀等等，那么，我们能否用这些域内（即菜刀范围之内）的异证（即不是用来切菜的特异的例证）来证明菜刀不是“用来切菜”的工具呢？显然也不能。因为菜刀生锈切不动菜，菜刀被歹徒用来杀人，菜刀被厨娘误伤了手这样的事例我们哪怕找到一百件、一千件，也不能改变菜刀是“用来切菜”的工具这一菜刀最普遍、最一般、最必然，因而也是最本质的特征和属性。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主要是人文科学）的无数事实证明，任何事情都有例外。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找到“域外同证”或“域内异证”。但这决不能改变这一事物最主流、最普遍、最一般，因而是最本质的特征和个性（同时也是这一事物内部所有个体的共性）。列宁曾经精辟地指出：“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①(重点号为笔者加）这是多么深刻的见解！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国内有人以轻音乐、迪斯科舞等意识形态性较弱的文艺现象为证据，攻击和否认“审美意识形态”是文艺的本质。我在驳斥这些错误观点时指出：“不是从事物与人的普遍的、一般的也就是必然的关系出发，而是从事物与人的偶然关系出发来确定事物的本质。显然，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一般本质观的基本原理的。……按照这种理论，我们找到了一个痴呆儿也就可以否定‘人是能制造工具并使用工具的高等智慧动物’这一人的本质，找到了一支写不出字的笔也就可以否定‘笔是用来写字画图的工具’这一笔的本质。显然，其荒谬之处，不言而喻。”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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