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从杜诗中的“映衬”问题看文学研究的方法
作者：潘新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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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再来看左文的荒谬之处，一切就洞若观火了。左文恰恰犯了“域外求同证”的毛病。而这样的方法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带来极大的理论混乱和理论谬误。
二、从事文学研究的正确方法
那么，什么是从事文学研究的正确方法呢？
我们知道，作为人文科学的文学研究，相比于自然科学，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具有更多的复杂性。在自然科学的绝大部分领域里（当然也不是全部），由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客观性质所决定，许多定义和范畴很难找到“域外同证”和“域内异证”，事物的定义和范畴相对比较清晰。但人文科学则不同。人文科学由于其研究对象本身很难精确地量化，其定义和范畴也就比较模糊。比如我们很难从量上精确地规定什么样的人才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人。我们只能从某人与其他人的比较中大致地看出他比其他人对工作，对事业更具备“勤恳”和“敬业”的品质与态度，于是就把他界定为是一个“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人。而对文学艺术的研究更是如此。当我们界定某一诗人的诗性方式、风格特点或创作特色时，很难从量上予以精确的规定。我们不能要求在界定一个诗人采用什么样的诗性方式，属于什么样的风格流派时，绝对地找不到一个“域外同证”或“域内异证”。例如，当我们界定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时，难道我们能说他的诗歌中没有一首（比如《丁都护歌》）具有现实主义倾向吗？当我们说杜甫的风格特色是“沉郁顿挫”时，我们难道能在其他诗人的作品（比如辛弃疾的作品）中找不到具有“沉郁顿挫”特点的任何一篇个案吗？显然，答案是不言自明的。这也就是说，在文学研究中，我们必须采取有别于自然科学领域的方法。否则，我们将一事无成。
那么，在文学研究中，就概括一个作家的诗性方式、风格特色或者是创作特征这一特定范畴来看，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呢？在我看来，“察其数举其优”就是最主要的方法。所谓“察其数”，就是观察他在创作上大多数作品表现出什么样的特色；所谓“举其优”，就是举证他最优秀的作品集中地表现出什么样的特色。事实上，古代文论家概括前人创作特色时，恰恰也是运用了这种方法。前人云李白的风格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杜甫的风格是“沉郁顿挫”，韩愈苏轼是“韩潮苏海”，孟郊贾岛是“郊寒岛瘦”，难道不就是运用了这样的方法吗？同样，我们判断“映衬”是否为杜甫的诗性方式，也只能用这样的方法。唐以后，很多作品表现出“映衬”的诗性方式，可以被看做是以杜甫为首的唐人的“映衬”对后人潜移默化影响的结果。唐以前，“映衬”这一诗性方式显然从数量到质量都显得不成熟，不普遍。到了唐代，尽管“映衬”这一诗性方式运用得逐渐多起来，但有哪一个诗人能像杜甫这样运用得如此集中，如此普遍，如此成熟呢？左文认为“映衬”与律诗密切相关。因为“律诗中间两联一般要求使用对仗，如果这些对仗没有‘合掌’的毛病，那它一般会构成程度不同的‘映衬’”。而众所周知，杜甫的律诗恰好是唐代律诗的高峰。这与杜甫善于运用“映衬”的方法来创作律诗，显然有内在的联系。左文的这一观点恰好给我的观点提供了一个佐证。这一点，恐怕是左文作者始料不及的吧！
反过来，我们考察左文作者的立论，也可以从一反一正两个方面来证明，左文作者要想确立自己的观点，就必须排除“域外求同证”的方法（否则他的立论就不能成立）。同时又必须运用“察其数举其优”的方法（否则他的立论也不能成立）。我们先从反面来看：左文作者极力想证明，把对景物颜色的感受放在句子的首位是杜甫诗歌的特点，其原因之一是“杜甫把对景物颜色的感受放在句首的用法与唐代其他诗人并不相同”。这个“并不相同”的指徵是“其他诗人通常是把颜色词与名词组合，用颜色词来修饰名词，组成‘绿树’、‘红梅’之类的词或词组。而杜诗中句首的颜色词往往是一个独立的表意单位”。左文作者的意思是说，杜诗中常常有“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来”之类的句子，其中“青”“黄”等颜色词是单独使用的，成为独立的表意单位。作者认为，“在杜甫之前，我们没有发现哪个诗人像杜甫这样使用这种手法。”作者据此认定“这种写法可以视为杜甫的一种创新”。但是，事实偏偏与左文作者的立论相反，初唐王勃就有这样的诗句：“绿齐山叶满，红泄片衣销。”（《上巳浮江宴韵得遥字》，重点号为笔者加）王勃的卒年（676年）要比杜甫的生年（712）年早三十多年，总不能说，王勃是杜甫同时代或杜甫之后的人吧？可见，只要运用了“域外求同证”的方法，左文作者的立论是根本无法成立的。
从正面来看，左文作者自知除杜甫之外，还有许多诗人曾将颜色词放在句首（作者自己就列举了骆宾王、杜审言等人的数十条论据），因此，左文作者也只能承认，把对景物颜色的感受放在句首看做是杜诗的特点，“是因为这种写法在杜诗中出现得最多……最为集中”。这不正是笔者所说的“察其数举其优”的方法吗？左文作者从一反一正两个方面既证明了他的“域外求同证”的方法不可取（否则他的立论就不能成立），也证明了要使他的立论成立，只能用笔者所说的“察其数举其优”的方法。这一点，恐怕又是左文作者始料不及的吧！
呜呼！“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其是之谓乎 ？“看朱成碧，指鹿为马，认非成是”，子之自谓乎 ？
二〇〇七年春节前夕于南京明月园
①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9页－第410页。
②潘新宁：《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本质观》，《文艺争鸣》，1992年第1期，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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