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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经验”在乡土关怀中的文学变奏
作者：余荣虎 何希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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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水保的行为还有一丝隐蔽性，那么两个士兵则是有恃无恐的胡搅蛮缠。汉子吓得躲进了后舱，要不是老七把他们引向了自己的身体，汉子如果不想死，就只有拉着胡琴替自己妻子的两个嫖客助兴了。趁着酒兴，两个嫖客放肆地与老七淫乐，连什么“丑事”都习惯了的老鸨看到那样的情景都觉得“不成样子”，“骂了一声猪狗”。后舱是深爱着自己的丈夫，前舱是自己不得不用肉体伺候的嫖客，小说虽然没有正面描写老七的内心感受，但她的无可奈何和忍气吞声却从字里行间溢出。两个士兵走后，丈夫还在后舱不出来，老七爬过去想安慰他，但已经没有语言可以抚慰这个受伤的男人了。老七又有什么办法呢？既惹不起这些当兵的，又迫切需要钱，士兵刚走，大娘和老七就饶有兴味地辨认士兵付给她们的四张票子的真伪。钱呀，为了活命的钱。小说到这里，已经把乡民的贫穷以及她们对金钱的极度需要刻画得入木三分，虽然在叙事风格上依然保持了相当轻松的格调，但沉重的气息透过文字的“肉身”直逼读者的心灵。
士兵并不知道拉琴的就是老七的汉子，他们是在不知情的情形下刺激了汉子的男性尊严。沈从文让汉子在紧挨着的后舱谛听并想象着老七和两个士兵夸张、激烈的性行为，士兵越是无所顾虑，汉子的想象越是紧张，他无法继续装呆、无法继续装麻木，男性原始的羞辱感终于冲破了金钱的外壳，顽固而脆弱地在他的心中生根了。
如果说士兵是以现场的强烈的刺激让汉子无地自容，那么，接下来，巡官则是和水保一样以无视汉子的存在对他给予心理和人格的摧残。巡官上船后询问的第一个人就是老七的汉子。看到眼前这个拘谨的“吓得不能说话的”乡下汉子，巡官当然相信水保和老七的话：这是昨天从乡下来的老七的汉子。巡官“看了一会儿男子，又看了一会儿女人”，然后就走了。文本一直没有正面描写老七的容貌，行文至此才暗示老七长得很美。巡官这么一看，就决定当晚要“过细考察”老七选巡官自然非一般士兵可比，可以更为随意地挑选这条河上的妓女，被看上的还有点受宠若惊，只要看看老七的掌班大娘得知巡官要来的高兴劲头就可窥斑见豹了，由此不难想见老七的容貌之美。
本来，汉子的羞辱与愤怒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淡化了，他愿意跟老七“讲和”，可是，巡官代替了水保来过夜，汉子只能继续在后舱发呆了。在巡官眼里，跟在水保眼里一样，老七是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取乐的，他们从来就没有、也无须顾及她还有个在眼前的丈夫，而且是昨天刚刚来的。老七连同她从乡下来的汉子已经失去了做人的资格，而沦为玩物了。虽然村民们自己一厢情愿地把这种谋生方式称为“做生意”，事实上，他们已经沦为动物的“生”了。最后，来过夜的是巡官，不是水保，而水保是一大早就用坚决而强硬的口气“预订”了的！轻轻一笔展示出城里人际关系是一级级金字塔式的以强凌弱，而到城里讨生活的老七们无疑处于金字塔的最底层——是人人都可以欺凌的。
毫无疑问，沉默的乡土与被践踏的尊严是小说文本所着力呈现的，它足以彰显沈从文对外部政治、经济关系所造成的乡土生存环境恶化的敏锐感知以及对乡土生命现实命运的深切关怀。然而，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容易被读者感知的层面，也是一个最有可能造成研究者公共性话语表达的层面。文学艺术的经典是读者心中永不褪色的光芒，但对经典的解读一旦由原创变成了公共性常识，一旦不需要解读者探索欲望和创造机制的发挥，经典的光芒也会被罩上沉重的阴影，经典阐释的多种可能性也会在阅读的疲软中受到抑制。那么，对于沈从文的《丈夫》而言，读者最容易感知的层面究竟遮蔽了哪些容易被忽视的东西呢？
在对《丈夫》的研读中，我们被文末注明的几个关涉到文本创作流变的时间拴住了视线：初作于一九三〇年，修改于一九三四年，重校于一九五七年。我们认为，这几个时间中，重校仅仅是在流动的岁月中对文本原貌提供的技术性保障，而初作四年后的修改则极有可能改写作家乡土关怀的心灵轨迹，从而刷新作为沈从文创作灵魂的“湘西经验”，因此，我们今天在面对这个修改后的文本时，就不能忽视作家的“湘西经验”在两次文本表达中所经历的变奏。在此我们有必要对沈从文乡土关怀的嬗变轨迹稍作梳理：众所周知，沈从文的创作生涯于二十年代中期即已开端，但其真正的丰收却是始于三十年代，而写于一九三四年的中篇小说《边城》才标志着他的创作步入辉煌。一九三四年对于沈从文来说，是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一个时间，这倒不仅是因为他的辉煌，而更重要的是因为一九三四年以前的写作是有赖于他立于都市而对一九二二年进入北京以前的湘西故土的情绪记忆，这种情绪记忆无疑是真切的、深刻的、独特的，但也难免是历史性的、恒常性的、间距性的。这种“湘西经验”的特质或许对于沈从文小说的乡土关怀超越于同一时期写实性的乡土关怀是至关重要的，但对于二三十年代间急速变动着的乡土来说，沈从文的情绪记忆就更多是历史的记忆，而缺乏真切的现实感和现场感，其乡土关怀就很难被看做是现实关怀。然而，沈从文一九三四年的重返湘西之行却使他以情绪记忆为特质的“湘西经验”注入了真切深刻的现实体验，从而也使他带着历史记忆的乡土关怀迈进了直逼现实场景的乡土关怀，甚至就在这一年创作的《边城》中，他的乡土关怀还从对生命神性的凝眸与憧憬中跨进了对乡土人生形式的理想建构。这样，我们以一九三四年作为沈从文创作的重要视点，便可大致勾勒出其乡土关怀的心灵轨迹：对情绪记忆中乡土生命相对的精神常态坚守的深情凝视——对重返湘西后乡土生命在外部变动的强力冲击下，生存境遇与精神灵魂两相激变的真切体察——对从情绪记忆真切返观中的乡土生命历史境遇和现实状况所产生的精神情绪困顿，以及在超越这种困顿的努力中所引发的对生命神性的憧憬，对理想人生形式的构建。倘若这种勾勒基本符合沈从文创作实际的话，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初创的《丈夫》更多地渗透着沈从文情绪记忆中的“湘西经验”，而修改后的《丈夫》则更多地交融着沈从文重返湘西对现实变动中的乡土生命生存境遇和精神灵魂激变的敏锐感受，也是沈从文尚未进入理想人生形式探索的“湘西经验”投射。作家自己在后来的回忆中也分明自觉到他的“湘西经验”在发生着变化：
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①
作家“湘西经验”的变化还不仅止于感受，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实际创作的冲动：
……将在另外一个作品里，来提到二十年来的内战，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了原来的质朴，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以后，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新东西。……我将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来作朴素的叙述。②
沈从文的上述创作冲动实现了吗？我们还未能发现有直接表达这种创作旨趣的作品问世。凌宇先生认为“他终于改写了一九三零年发表的一篇旧作，将他对湘西社会现实的这一认识作出了具象的描绘。这篇旧作就是《丈夫》”③。我们认为凌宇先生这种判断是有切实的文本细读依据的：《丈夫》区别于同一时期带有主流性质的在政治——经济结构关系中的乡土关怀，不仅在于注意到农民因经济的破产而导致的极度贫穷，因贫穷而带来人的尊严的丧失，更在于作家痛心地感受到人们在对贫穷的突围中表现出的对自我尊严被践踏的习以为常。像老七那样的年轻女性在以最卑微的方式换得生存所必须的物质的同时，丧失的是纯朴的人性和良好的道德，“做了生意，慢慢的变成为城市里人，慢慢的与乡村离远，慢慢的学会了一些只有城市里才需要的恶德，于是这妇人就毁了。”我们可以看到，在沈从文的眼中，生存的困境与尊严的被践踏还不足以造成人的“被毁”，而只有当她被城市的“恶德”渐渐同化后，当她们的灵魂失去了自守之时，这才是最令人痛心的“被毁”。尽管这种“被毁”并非是对城市的一种积极迎合，而是一种消极适应，但她们从灵魂自守到对城市“恶德”的适应到底是一种精神的沉沦，人的最可宝贵的东西“被毁”了毕竟是不容易修复的，这是人的本质性堕落！不仅如此，由她们的“做生意”所映照出的丈夫也难免精神“被毁”，他们不仅在城与乡的间离中表现出对妻子“做生意”的麻木状态，感到“也竟是平常的事情”，“谁也不去注意”，而且当他们来到城里，置身于尊严被践踏的无情现场，其“吃惊也依然是暂时的事”，居然以能和妻子说几句贴心话为满足，甚至在公然宣称要占有妻子的水保面前，也为水保请他去“吃酒”感到“欢喜”，尽管在小说的结尾我们感到了丈夫的灵魂伤痛，尽管夫妻双双已离城返乡，但他们能返回到精神灵魂的原初起点吗？只要乡村的严峻生存现实没有改观，其返回的灵魂完全可能再一次被逼向那令人堕落的精神场景之中！难怪当一位与沈从文同辈但未曾谋面的读者在十余年后读到《丈夫》时曾深受感动地说：“这篇小说真像普希金说过的，‘伟大的俄罗斯的悲哀’。”④因此，我们认为，只从生存和尊严意义上把握沈从文的乡土关怀不仅是片面的，而且也可能对沈从文带着新的“湘西经验”的改写产生隔膜。
能从《丈夫》这个文本中读出沈从文对在社会巨变冲击下被腐蚀的乡土灵魂的深切窥探应该是不难的，但能意识到沈从文实现从一般的生存关怀到具有本质意义的精神灵魂关怀跨越的特殊意义才是至为重要的。在我们看来，《丈夫》从精神灵魂层面上的乡土关怀不仅彰显了沈从文两度“湘西经验”的文学变奏，也隐含着他第三度“湘西经验” (即《边城》等作品中对生命神性的憧憬）的必然性逻辑演进与情绪升华。如果将沈从文整个创作历程中的这种富有特殊意义的乡土关怀放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宏大视野中，其价值就不只是限于沈从文的个体意义了。这不仅因为在三十年代以关注农村经济破产背景下乡土生命的黯然现实为母题的文学主潮中，沈从文因提供了属于自己独特的乡土关怀及其情绪表达显示了超越性的意义，更因为他从人的灵魂逼视与拷问中与鲁迅达成了某种意义上不期而遇的默契。但鲁迅对乡土生命的灵魂审视早已顺理成章地获得了读者的认同，而沈从文的这种努力却一再被人为地误读并遭到了未必合理的忽略。当然，我们实在无意于将沈从文的努力生硬地纳入到鲁迅的价值系统，而是认为人的悲剧的真相更多地沉淀在人的灵魂深处，因而最有价值的生命关怀应当是精神灵魂的关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以同样具有执著深沉的乡土关怀的鲁迅为参照来考察《丈夫》的价值。但即使如此，沈从文到底不是鲁迅，他也更未在自己的乡土关怀中复制鲁迅的姿态，而是沿着自己的“湘西经验”的嬗变轨迹书写着属于自我的乡土情怀。当我们即将完成对《丈夫》又一次阅读体验表达的时候，我们还想说的是，《丈夫》的价值不仅体现为它在沈从文创作历程中的特殊意义，更体现为它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乡土表达中的特殊意义：如果说鲁迅更多地从对历史文化的重负与拖累的严峻审视中深刻洞悉了乡土灵魂的沉默，沈从文则更多地从对社会历史现实巨变的冷静逼视中呈现了“正直素朴”的乡土灵魂走向腐败与溃烂的惨痛图景。
①沈从文.《长河·题记》[Ａ]．《沈从文小说选》第二集[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339页．
②沈从文.《边城·题记》[Ａ]．《沈从文文集》第六卷[Ｍ]．广州：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出版，1992年，第72页．
③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第230-231页．
④转引自黄永玉.《在太阳下的风景》[Ｊ].《花城》，198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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