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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经验”在乡土关怀中的文学变奏
作者：余荣虎 何希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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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又一次关注沈从文初作于七十六年前的短篇小说《丈夫》，是因为《名作欣赏》将其作为首次“经典邀赏”的文本。作为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阅读者，我们对这个经典文本并不陌生，但与此同时也减弱了初读时的新奇感与阅读冲动，更何况几十年来的研究者已对这个文本作过多样性的阐释，这就使得我们的阅读极有可能陷入“似曾相识”和“所见略同”的尴尬。然而，既然是经典作家的经典文本，它的经典意义并不会因为我们曾有的阅读际会而丧失，我们相信即使同一阅读者也能在不同的阅读情境和心态中引发新的阅读冲动和新的阅读体验，所以我们愿意借助“经典邀赏”的契机说出我们又一次阅读的体验。
一
初作于一九三〇年的短篇小说《丈夫》，凝聚了沈从文对变化中的乡土社会的关怀。小说在讲述老七和她的“汉子”的故事之前，先以克制的语调讲述了离城只有三十里的小山村黄庄众多青年夫妇的惨痛人生：因为“地方实在太穷，一点点收成照例被上面的人拿去一半”，致使这里的村民一年中有一个季度靠“红薯叶子拌和糠灰充饥”，即使这样，也难以为继。贫困和死亡这两把合而为一的利刃将这里的青年妇女逼上了去城里“做生意”——卖淫之路。这种生存挣扎历时已经很久了，屈辱辛酸的岁月洗去了这些女性的青春、淳朴和魅力，又有更年轻的妇女源源不断地替补到这支卖淫的队伍中来：“在市的小河妓船上，决不会缺少青年女子的来路。”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妇女和他们的丈夫就这样屈辱地生存着；这种生存并不仅仅限于黄庄，黄庄只是沈从文于沉寂无声的乡土世界里所摄取的一个叙事视点，正像“老七和她的汉子”是众多青年夫妇故事的叙事视点一样。然而，乡土生命令人惊心动魄的非人遭遇却因为时间太久、范围太广而对人们形成了异乎寻常的同化力量，如此沉痛而屈辱的人生竟然在广袤的乡土上波澜不惊。沈从文以冷静的叙述契合着那本色的乡土人生，就像讲述一个美丽的传说那样委婉徐舒、漫不经心，他把自己内心的沉痛和情绪涌动让位给读者去设身处地的体察，当读者心里回旋着痛彻心肺的情感波澜之时，或许还浑然不觉这原本是作家积压在冷静叙述中的情潮在读者心中的奔腾，也许只有在此时此刻，我们才能在读者与作家双向互动的情绪体验中真正掂量出沈从文本色叙述的匠心。
也许沈从文对乡土的关怀并不像鲁迅那样直抵历史文化的旷野，从乡土生命的精神重负去叩问他们的悲剧之源，从而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社会功能和总体社会效应。沈从文的目光所直接逼视的是造成乡土生命屈辱悲哀的现实性外部社会原因，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输入中、在中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政治——经济结构形态下的乡土生命所受到的巨大挤压，他们在承受极度贫穷与窘境的同时，也承受着巨大的屈辱与悲哀。所以我们在《丈夫》这篇小说中所捕捉到的关键词便是“贫穷”与“屈辱”，这使我们有理由认为沈从文可能是最早从城乡差别及其不平等现状来思考乡土困境的现代作家之一。地方太穷，整年劳作，依然连最低的生存都难以维持，可是，就在三十里以外的城里，妻子每月把两个晚上所得的钱送给乡下丈夫，他就可以“过了好日子”。城乡生活的难易差别可见一斑。城市生活是悠闲而适意的：可以到三元春看夜戏，到四海春喝清茶，还有吊脚楼下妓船上“大臀肥身年青女人”可供玩乐。因此，地方的穷，有乡土自身的原因，也有城乡不平等的原因。沈从文还注意到导致乡土贫穷的政治性因素：一点点收成照例被上面的人拿去一半。这是对乡土现状的历史性反思，作家站在三十年代的时间之维上，思考着千百年来中国政治与乡土的关系：“照例”的夺取，而且夺去的是“一半”。沈从文犀利地逼视着“上面的人”——各色统治者无休止的强取豪夺。小说对政治的批判自然不能简单视为作家对中国三十年代阶级关怀文学主潮的主动呼应，但文本的历史存在至少是对有关沈从文不关心现实社会矛盾的误读的有力抗辩。
二
城乡生存的两极对比挑战着乡下人对乡土的固守，诱发了他们“向城求生”的精神诉求和实质性的生存转向。极度的贫穷使美丽的乡土变得异常沉默，沉默的乡土负载的是乡土生命无声的屈辱，为了最基本的生存，那些年轻漂亮的乡村女性被迫卷入了城市，但她们却是以非人的姿态介入城市生存的。在生存与尊严的两难选择中，她们不得不以可贵的尊严换取维持起码生存的物质。然而尊严不仅从这些年轻漂亮的女性身上被剥离，而且还波及到对自己丈夫尊严的更为严重的伤害。小说的标题直接将悲剧的主体定位为“丈夫”，就彰显了作家对乡土生命悲剧的深层次窥探。如果说这些年轻女性卖淫求生给丈夫的男性尊严带来的实质性摧毁，因为城乡的地理暌隔还不能为丈夫们直接感知的话，那么当沈从文“残忍”地将老七的丈夫由乡下对自己的女人进城“做生意”的间距性模糊感受推到了老七屈辱求生的现场的时候，“尊严”问题就成了作家近距离逼视的焦点。小说以“丈夫”的亲历亲见，对老七“做生意”的真实底蕴作了细致逼真的勘察与揭秘，使“尊严”问题对人的灵魂煎熬大大超越了生存困扰。
老七的汉子穿上洗浆干净的衣服来城里看望“做生意”的妻子，当天晚上老七忙于“生意”，把他关在小船后舱，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甚至也没有权利互诉满腹的琐细家常、夫妻私语。苦闷的汉子把夫妇间的情意、思念以及对于亲昵的生理、心理渴望都憋在心头。第二天上午本来有机会与老七亲近，可是，老七一早就到庙里还愿去了，夫妇俩从而错过了这个难得的清静时空，因为一般来说，这时很少有嫖客上船。其实，“还愿”只是借口，在中国只有达官贵人家庭才有较为固定的烧香还愿的日子，比如初一、十五；一般平民百姓是没有这么多讲究的，什么时候有空，就什么时候去。老七和“大娘”有意避开，因为她们都明白，这么久没有见面了，汉子不仅有许多话要同老七说，还有一个青年男子、一个丈夫对妻子的生理冲动。但是，这对夫妇已经没有了这样的自由和权利了，这些妓女甚至不能像商家那样挂出“今日停业”的牌子，这只要从接下来的四个不同嫖客同样粗暴的行径中就可以看出来。
汉子见到的第一个城里男人，是老七的熟客，也是老七的“干爹”——水保。表面上，水保很亲切，跟汉子没完没了地唠叨着那些他并不感兴趣的话题。但从水保在岸上用不耐烦的喊声把躲在船尾的汉子逼出来，到撂下“告她晚上不要接客，我要来”，水保一直不露声色地显示出自己的威严，他和汉子的交谈是一种消遣，跟在大街上看耍猴没有什么区别。汉子倒是从中满足了宣泄的需要，他把一肚子想要跟老七说、却没有机会说的话全部说给了水保听。他讲到自己因为老七爱吃而一个一个为她挑选大栗子，讲到爱捣乱的小猪，讲到曾经因为一把失踪的小镰刀而把老七冤屈得哭了半夜，讲到希望明年“来一个小宝宝”……这个憨厚天真、心地善良的青年农民对眼前这位城里的“有身份的主顾”真可谓是掏心掏肺。对这个穿着猪皮靴子、戴着一颗其大无比的黄金戒指的“大爷”，汉子起初连正眼也不敢看他，是从脚看到手最后才看到脸膛的。在这位先声夺人的城里人面前，汉子变成了童话故事中小人国里的小人，匍匐着仰视这位有钱有势的大爷。强烈的陌生感和距离感没有抵挡住更为强烈的倾诉欲望。在很长时间里，汉子都沉浸在宣泄后的快乐中，当水保离开时吩咐他告诉老七“晚上不要接客，我要来”，他也没有领会其中的含义，而继续沉浸在这种愉快的心情中，“感到要唱一个歌了，就轻轻的唱了一首山歌”。
汉子这么长时间地袒露心迹，像水保这样八面玲珑、见多识广的人当然不难看出他对妻子强烈的亲近欲望，可是，他对汉子却没有一星半点的体恤和同情，偏偏要在当晚来占有老七，拆散这对难得一见的夫妇。当然，没有他，也许还会有别的男人来，但只要有他，就杜绝了这对夫妇亲近的机会。在水保眼里，这位老实巴交的乡下人，不是一个有欲望、有感觉的男人，而是一只猴子——一个用来观赏和取乐的猴子。水保对汉子的鄙视、不屑和践踏是掩盖在亲切随和的长者风范之下，是以不露锋芒的方式进行的，因而也是不易觉察的。等汉子反应过来，已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于是，汉子再也没有唱歌的心情了，并从心里讨厌这个“用酒糟同红血所捏成的橘皮红色四方脸”的有钱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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