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论《秀拉》中以“性”为契机的双重颠覆
作者：刘 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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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拉对男权神话的反抗主要体现在解构男权神话对黑人女性的类型化构建上｡在主流社会的男权神话中,黑人女性一般以两种身份出现:母亲形和混血儿形｡芭芭拉·克里斯蒂安(Barbara Christian)在研究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的文学作品后,指出其中主要塑造了两种黑人女性形象:第一是所谓的“妈妈”形象,这种形象主要出现在南方作家的作品中｡她们都具有深黑的肤色､肥胖但十分强壮的身体､和蔼的态度､信仰宗教且擅长养育(这里指养育白人的孩子);第二是悲剧式的混血儿形象｡她们因具有两个种族的身体特征,因出生的不合法性,而更承受着一种身份危机的折磨｡这两种固定的身份形象无疑就是一种被强加在黑人自我身上的标签,是黑人作为客体被赋予的一种社会性的意义｡这种标签式的身份不仅完全忽略了个体的自我意识,更为重要的是,它忽略了个体身份总是“处于变化中”,总是具有“变化的可能”⑨｡而秀拉就以一种身份的变化性､不确定性来对主流中这些类型化的黑人女性形象进行反抗｡
在这部小说中,除了秀拉之外,整个黑人社区的其他成员都墨守着一成不变的过去,内儿的一句话可说是这种心态的最好写照:“变化是地狱｡”秀拉则把时间看作是变化的媒介,这无疑会使她的生活充满各种冒险和富有想象力的可能性｡她崇尚“自由坠落”,崇尚在每时每刻创造一个新的自我,这种对自我的不断塑造暗示着她的身份的不确定性｡小说中,这种不确定性的身份是从秀拉额头上的胎记得以确认的｡关于这块胎记,有人认为它是一朵玫瑰,有人认为它是一只蟾蜍,有人认为它是一条蛇,还有人认为它是秀拉母亲的骨灰｡这些不同的说法恰恰迎合了美国黑人讲述故事的传统:即每个人都参与讲故事,但每个人都只讲述故事的一部分,最后把所有的故事串在一起就形成了故事的整体｡同样,这些关于胎记的不同表述构成了秀拉整体身份的不同组成部分,构成了秀拉身份流动的特征或者说是身份过程“显现”的特征｡
这种身份的流动性特征对主流社会具有直接的反抗作用和间接的颠覆作用,因为它能客观反映黑人女性独特的生活现实｡德波拉·E·麦道维尔(Deborah E. McDowell)在谈到秀拉身份的多样性时曾经指出:“莫里森对小说中的人物的重新阐述对非裔美国文学作品和批评理论有着清晰而明确的建议,因为,如果自我总是处于流动状态而不是处于已定的静止状态中的话,那么就很难只表现自我中那些理想的或者说积极的方面｡”⑩而女性生活现实的客观反映也是建构女性话语的有效手段｡尤为重要的是,对黑人群体而言,身份的流动性特征还具有深刻的历史含义｡美国黑人的经历不是其他民族或社会地位更低的群体所共有的,这些经历包括非洲､横穿大西洋或中间地带､奴隶制､南部种植园传统､解放､南部重建､后重建､北方移民､城市化和种族主义等｡面对这种复杂的经历,只保留一种身份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一点上,黑人男性的身份似乎比较固定,因为他们总是!择逃避｡如作品中,鲍伊鲍伊抛弃秀拉的祖母伊娃,令她的生活陷入困顿中;裘德抛弃内儿且令其精神几近崩溃;即使是让秀拉心动的埃贾克斯最终也抛弃了她｡虽然黑人男性的逃避是由诸多历史和经济因素造成的,但这种逃避不带有任何责任感,只是一种幼稚的行为｡相对而言,以秀拉为代表的黑人女性所具有的身份流动特征恰恰是“灵活性和心理健康的标志,而不是不成熟的标志”[11]｡
此外,秀拉的反抗还表现在对黑人社区中种种限制或歪曲女性的传统也进行解构｡黑人社区一直是莫里森关心中心主题之一,莫里森不止一次地谈论起社区对个体的疗伤作用:“人们可以从社区得到维持生命的强大滋养……如果他们病了或者老了,其他人可以照顾他们;如果他们饿了,其他人会给他们提供;如果他们疯了,其他人会给他们提供一个小空间,或者适应他们的疯狂,或者努力去找到他们疯狂的限度｡”[12]但这只是针对黑人男性而言的,它能接受“男性受害者的差异和反常”,却无法容忍“女性离经叛道的行为”[13]｡对黑人女性而言,它是约束女性自我和个性发展的地方｡针对这种状况,秀拉以自己的所作所为无情地指向社区的这一劣根性｡
首先,秀拉对黑人社区中传统的男性与女性的关系进行了颠覆｡莫尼汉报告(Moynihan Report)曾经指出:“黑人男性是种族歧视的第一受害者”,要求“黑人女性充当医治黑人男性那受损的男性气概的辅助角色”[14]｡内儿愿意履行这种规定的女性功能,她愿意成为男性衣服上的褶层,愿意以两个人共同铸造一个男性——即其丈夫裘德｡秀拉却与内儿截然不同,她拒绝成为受挫黑人男性的发泄对象,相反,她嘲笑并讽刺这些男性,认为他们是“整个世界的羡慕对象”;他们的经历只不过是“在怒气和极度渴望安慰之间的某个地方叫嚣的故事而已”｡秀拉的种种言行无疑透露出现实的客观性｡的确,黑人男性在白人主流世界中屡受挫折,于是倍感沮丧的他们转而把这种沮丧感几乎全部转嫁到黑人女性身上｡他们视黑人女性为替罪羊,但在摧残她们的同时又希冀在她们身上找到一种慰藉｡在这一点上,秀拉不但颠覆了传统黑人美学中所坚守的黑人男性与女性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而且改变了黑人女性集体失语的状态｡
其次,秀拉以拒绝生育又一次与传统的黑人价值观相对抗｡内儿在结婚后就生养下一代,而秀拉却拒绝成为别人的母亲｡当祖母伊娃敦促秀拉成为一名母亲时,她回答说:“我不想生养别人,我只想造就我自己｡”在传统黑人美学中,其重要组成元素就是用自然的繁殖功能来定义女性｡巴巴拉·克里斯蒂(Barbara Christian)曾经指出黑人社区女性生存的现实:社区中黑人女性所面临的存活问题决定了她们必须成为母亲,必须确保社区在时间上和自然中的持续存在[15]｡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繁殖功能在某种程度上是奴隶制度对黑人女性定义的翻版,它指向压迫的过去,是强调循序渐进和拒绝突变的保守表征｡但在秀拉眼中,社区所珍惜的时间持续性“都是千篇一律,没有任何变化,”而且社区也并没有因为他们所尊奉的种种传统而得以繁荣｡除了秀拉之外,内儿､内儿的母亲海伦､秀拉的母亲汉娜､祖母伊娃等等黑人妇女都恪守着传统的文化标准,但这并不能阻止社区一次次地遭受自然灾难的袭击,不能阻止因为隧道塌方而导致社区男性的集体性死亡｡可以说,面对社会现实中种种的恶,秀拉拒绝繁殖后代实质是一种保护性措施,即在自己没有找到更好的途径之前,抚养后代无疑是抚养一批批牺牲品｡
这样一来,秀拉通过对男性的摈弃以及对男权神话的解构拓展了一个新的追寻和发掘自我的空间,她在这个新的空间中无怨无悔地独行,并对自己充满了自信,因为她确信自己正在为黑人女性甚至是整个黑人群体踏出了一条新的路径,正如她在临死前所说:“噢,他们将会爱我的｡这需要时间,但他们将会爱我｡”
①④ 刘捷等译,伯纳德·W·贝尔著:《非洲裔美国黑人小说及其传统》｡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5页,141页｡
②③⑨[11] 李银河:《酷儿理论》｡北京:文化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368页,第369页,第236页,第238页｡
⑤ 习传进:“论《宠儿》中怪诞的双重性”,《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5期,第71页｡
⑥ Wendy Harding & Jacky Martin， A World of Differ-ence- An Inter-Cultural Study of Toni Morrison’s Novels， Westport： Creenwood Press， p. 89.
⑦ 王守仁,吴新云著:《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与美国二十世纪黑人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6页｡
⑧ S·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第108页｡
⑩[13] Gurleen Grewal， Circles of Sorrow， Lines of Structures， Baton G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39， p. 44.
[12] 丹尼儿·泰勒-格斯里:《托妮?莫里森访谈录》｡杰克逊:密西西比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1页｡
[14][15] Linden Peached.， Toni Morrison — Contemporary Critical Essay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p. 72， p. 77.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