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余光中的传统文化情结
作者：戴冠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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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火车电气化之后，大家坐在冷静如冰箱的车厢里，忽然又怀起古来，隐隐觉得从前的黑头老火车，曳着煤烟而且重重叹气的那种，古拙刚愎之中仍不失可亲的味道。在从前那种车上，总有小贩穿梭于过道，叫卖斋食与“凤爪”，更少不了的是报贩。普通票的车厢里，不分三教九流，男女老幼，都杂杂沓沓地坐在一起，有的默默看报，有的怔怔望海，有的瞌睡，有的啃鸡爪，有的闲闲地聊天，有的激昂慷慨地痛论国是，但旁边的主妇并不理会，只顾得呵斥自己的孩子。如果你要香港社会的样品，这里便是。周末的加班车上，更多广州近来的回乡客，一根扁担，就挑尽了大包小笼。此借此景，总令我想起杜米叶(Honors Daumier)的名画《三等车上》。只可惜香港没有产生自己的杜米叶，而电气化后的明净车厢里，从前那些汗气、土气的乘客，似乎一下子都不见了，小贩子们也绝迹于月台。我深深怀念那个摩肩抵肘的时代。站在今日画了黄线的整洁月台上，总觉得少了一点什么，直到记起了从前那一声汽笛长啸。
原来余光中所眷念的是通过“黑头老火车”演绎出来的那种淳朴的、古拙的、“摩肩抵肘”、充满“汗气、土气”、人情味的传统生活方式，正是这样一种眷念，使他在当今“总觉得少了一点什么”的后电气化时代里，有了一种别样的寄托和绵长的记忆，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老文化人对文化传统和世俗情感的执著守望。
四
恋故情结也是余光中通过其诗文无意识透露出来的一种顽强的情感特征。这里的“恋故”指的是余光中对古典的文学传统的推崇，对代表传统文化精华的历史人物和文学大师的尊仰，包括对中国语言文字的坚守。在《华文文学的“三个世界”》的报告中，他非常坚定地指出：“华文世界也就像无数个同心圆，以中文为半径，以中国文化为圆心，那么无论你在哪里，就都是圆周上的一个动点。华人只要一天不放弃美丽的中文，圆的半径就在他的手上，中华精神就保存于华文文学作品之中。这是从屈原、李白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炎黄子孙的传统。今天，我们要使它的圆周不断得到扩展，半径不断延长！”他还说：“只要不放弃自己的文学传统，就可以有自己的文学生命，出现小岛上的文学大师。”由此可以看出，余光中不仅呼唤要恪守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恪守“美丽的”中国语言文字，而且要不断地传承、扩展、延续“保存于华文文学作品之中”的“中华精神”。于是我们也明白了，为什么余光中那么执著地在他的诗文中传达出一种中华传统文化情结，原来他是在用创作在实践他的理论，用“华文文学作品”在延续炎黄子孙的优秀传统，来维护和促进华文世界的兴旺发达，来昭示一个中国文化人的尊严和骨气。
曾经陪同余光中访湘的评论家李元洛对这一点也有深刻的揭示，他说：“对华山夏水，对中国古典文学包括古典诗歌传统，对中华民族及其悠久博大的历史与文化，余光中数十年来无日或忘，怀有强烈而深沉的尊仰之情。”③正因为如此，余光中在访湘时，特意去朝拜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凭吊汨罗江、朝圣屈子祠、游览洞庭湖、登临岳阳楼，作了一次充满古典韵味的文化之旅，并在惜别时引唐代诗人郑谷的诗道：‘君向潇湘我向秦’，我这次的湖南之行，不是什么‘文化苦旅’，而是‘文化甘旅’啊！”③由此可见余光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诚心和敬意。
余光中还在诗文中多次以中国古典文学家为题材来抒写自己对古典文化的尊仰之情和崇敬之心。其中写得最多的是李白和屈原，如《与李白同游高速公路》《戏李白》《寻李白》《淡水河边吊屈原》《水仙操——吊屈原》《漂给屈原》《竞渡》《凭我一哭》等等。写于一九五一年的《淡水河边吊屈原》一诗，字里行间充满着对这位悲剧诗人的爱国气节的倾心尊仰：“悲苦时高歌一节离骚，／千古的志士泪涌如潮。／那浅浅的一湾汨罗江水，／灌溉着天下诗人的骄傲！”正是这种“骄傲”成了包括余光中在内的中国古今诗人心中永远的牵挂和追求。李元洛说：“余光中有挥之不去结之不解的‘屈原情结’。”③其实，这种“屈原情结”恰恰表现了余光中对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精神的执著守望和精心呵护，其良苦用心，以一种独特的姿势张扬了中国诗人永远的骄傲！
①陈君华：《余光中传》，团结出版社，2001年1月版。
②余光中：《华文文学的“三个世界”》《文汇报》，2002年9月5日。
③李元洛：《楚云湘雨说诗踪》，《湖南文学》，１9９9年第１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