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余光中的传统文化情结
作者：戴冠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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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命，有心留在台北的老宅，陪伴父亲和岳母。父亲年逾九十，右眼失明，左眼不清。他原是最外倾好动的人，喜欢与乡亲契阔谈宴，现在却坐困在半昧不明的寂寞世界里，出不得门，只能追忆冥隔了二十七年的亡妻，怀念分散在外地的子媳和孙女。岳母也已过了八十，五年前断腿至今，步履不再稳便，却能勉力以蹒跚之身，照顾旁边的朦胧之人。她原是我的姨母，家母亡故以来，她便迁来同住，主持失去了主妇之家的琐务，对我的殷殷照拂，情如半母，使我常常感念天无绝人之路，我失去了母亲，神却再补我一个。
一条命，用来做丈夫和爸爸。世界上大概很少全职的丈夫，男人忙于外务，做这件事不过是兼差。女人做妻子，往往却是专职。女人填表，可以自称“主妇”(housewife)，却从未见过男人自称“主夫”(house husband)。一个人有好太太，必定是天意，这样的神思应该细加体会，切勿视为当然。我觉得自己做丈夫比做爸爸要称职一点，原因正是有个好太太。做母亲的既然那么能干而又负责，做父亲的也就乐得“垂拱而治”了。所以我家实行的是总理制，我只是合照上那位俨然的元首。四个女儿天各一方，负责通信、打电话的是母亲，做父亲的总是在忙别的事情，只在心底默默怀念着她们。
做人子、做人父、做人夫做到了这一份上，不能不让人想起了传统文化中“里仁”、“孝悌”、“治家”这些耳熟能详的字眼；而对家的全心呵护到了须用两条命去投入的程度，甚至舍不得让女儿离家出嫁，即使女儿已经“天各一方”，还总在“心底默默怀念着她们”，则更让人对余光中这种传统如昔的恋家情结有了更深的体悟。
除此之外，余光中还非常向往温馨恬淡的家庭生活。他希望女儿能守在身边，“我能够想象，人生的两大寂寞，一是退休之日，一是最小的孩子终于也结婚之后。宋淇有一天对我说：‘真羡慕你的女儿全在身边！’真的吗？至少目前我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可羡之处。也许真要等到最小的季珊也跟着假想敌度蜜月去了，才会和我存并坐在空空的长沙发上，翻阅她们小时相簿，追忆从前，六人一车长途壮游的盛况，或是晚餐桌上，热气蒸腾，大家共享的灿烂灯光。人生有许多事情，正如船后的波纹，总要过后才觉得美的。”(《我的四个假想敌》)为了让外孙能叫他“外公”，他甚至拒绝“臂毛如猿”的外国女婿，“现在当然不再是‘严夷夏之防’的时代，但是一任单纯的家庭扩充成一个小型的联合国，也大可不必。问的人又笑了问我可曾听说混血儿的聪明超乎常人。我说：‘听过，但是我不希罕抱一个天才的‘混血孙’。我不要一个天才儿童叫我Grandpa，我要他叫我外公。’”(《我的四个假想敌》)为了维护这种平静恬淡的家庭生活，他还希望用传统的书信与外界联系，“把电话铃关在门外”，因为“电话，真是现代生活的催魂铃。电话线的天网恢恢，无远弗届，只要一线袅袅相牵，株连所及，我们不但遭人催魂，更往往催人之魂，彼此相催，殆无已时。古典诗人常爱夸杜鹃的鸣声与猿啼之类，说得能催人老。于今猿鸟去人日远，倒是格凛凛不绝于耳的电话铃声，把现代人给催老了”。“绝望之余，不禁悠然怀古，想没有电话的时代，这世界多么单纯，家庭生活又多么安静，至少房门一关，外面的世界就闯不进来了，哪像现代人的家里，肘边永远伏着这么一枚不定时的炸弹。那时候，要通消息，写信便是。比起电话来，书信的好处太多了。首先，写信阅信都安安静静，不像电话那么吵人。其次，书信有耐性和长性，收到时不必即拆即读，以后也可以随时展阅，从容观赏，不像电话那样即呼即应，一问一答，咄咄逼人而来。”“不要给我一声铃，给我一封信吧。”(《催魂铃》)写信与打电话，本来就象征传统与现代的较量，尽管在这种较量中，提倡写信的一方似乎总有一种“螳臂当车”的无奈，但余光中那种呼唤书信回归的执著，那种维护家庭生活宁静的煞费苦心，却巧妙地透露出了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情结。
三
余光中还在其诗文中传达出一种深重的恋旧情结和怀旧情绪。对少年往事的念想，对传统的生活方式的留连，对旧友故交的追寻，对民俗风物的眷恋，常常成为余光中散文表现的主要内容。在《焚鹤人》中，他借一个爸爸和小女儿们放风筝的故事，用与他的其他散文的调侃风格不同的抒情笔调叙写了一段缠绵悱恻的少年往事：“可是他的兴奋，是记忆，而不是展望。记忆里，有许多云，许多风，许多风筝在风中升起。至渺至茫，逝去的风中逝去那些鸟的游伴，精灵的降落伞，天使的驹。对于他，童年的定义是风筝加上舅舅加上狗和蟋蟀。最难看的天空，是充满月光和轰炸机的天空。最漂亮的天空，是风筝季的天空。无意间发现远方的地平线上浮着一只风筝，那感觉，总是令人惊喜的。只要有一只小小的风筝，立刻显得云树皆有情，整幅风景立刻富有牧歌的韵味。如果你是孩子，那惊喜必然加倍。如果那风筝是你自己放上天空的，而且愈放愈高，风力愈强，那种胜利的喜悦，当然也就加倍亲切而且难忘。他永远忘不了在四川的那几年。丰硕而慈祥的四川，山如摇篮水如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往事已逝，人去楼空，但那一段难以忘怀的童年记忆，那一缕深入骨髓的恋旧之情，不能不让人咀嚼再三，韵味悠长。不仅仅如此，余光中还进一步写道：“一瞬间，他幻觉自己就是舅舅，而站在风中稚髫飘飘的那个热切的孩子，就是二十多年前的自己。握着线，就像握住一端的少年时代。在心中他默祷说：‘这只鹤献给你，舅舅，希望你在那一端能看见。’”在这段幻觉中，他分明已把自己融入往事之中，幻化成对他的童年成长产生过很大影响、“成了光中的古文先生”的舅舅。由此可以看出那一段曾经给余光中打下传统文化根基的少年生活给他留下的记忆是多么的刻骨铭心，似乎已成为他的无意识心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传统的生活方式的留连，也鲜明地折射出余光中的这种恋旧情结。如前所说，他对传统的书信交流一直情有独钟，对现代化的通讯工具电话却颇有微词，这并非余光中拒绝现代生活方式，作为一个系统接受过西式教育的现代人，当然不会如此偏执。只是他作为一个固守民族传统的文化人，对这种具有浓厚传统文化底蕴的古典交流方式有一种特别的怀旧情感：“电话动口，书信动手，其实写信更见君子之风。我觉得还是老派的书信既古典又浪漫；古人‘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的优雅形象不用说了，就连现代通信所见的邮差、邮筒、邮票、邮戳 之类，也都有情有韵，动人心目。在高人雅士的手里，书信成了绝佳的作品，进则可以辉照一代文坛，退则可以怡悦二三知己，所以中国人说它是‘心声之献酬’，西洋人说它是‘最温柔的艺术’。”(《催魂铃》)一个普普通通的通讯方式，在余光中的笔下具有这么深厚的文化内涵，难怪他对此依依不舍引为“君子之风”，这其中所蕴涵的传统文化的独特力量已经是不言而喻了。
在《记忆像铁轨一样长》一文中，余光中还细腻有味地叙写了对传统火车的深厚感情：“在香港，我的楼下是山，山下正是九广铁路的中途。从黎明到深夜，在阳台下滚滚辗过的客车、货车，至少有一百班。初来的时候，几乎每次听见车过，都不禁要想起铁轨另一头的那一片土地，简直像十指连心。十年下来，那样的节拍也已听惯，早成大寂静里的背景音乐，与山风海潮合成浑然一片的天籁了。那轮轨交磨的声音，远时哀沉，近时壮烈，清晨将我唤醒，深宵把我摇睡。已经潜入了我的脉搏，与我的呼吸相通。将来我回去台湾，最不惯的恐怕就是少了这金属的节奏，那就是真正的寂寞了。也许应该把它录下音来，用最敏感的机器，以备他日怀旧之需。附近有一条铁路，就似乎把住了人间的动脉，总是有情的。”在讲求速度和节奏的现代生活中，缘何余光中对火车和铁路具有这么独特的感情？甚至“那轮轨交磨的声音”已经“潜入了我的脉搏，与我呼吸相通”？也许我们看过下面一段叙写就可以明白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