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黄钟大吕
作者：李元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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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陕西省潼关县的潼关,古称桃林塞｡“秦有潼关,蜀有剑阁,皆国之户”(《春秋传》),潼关扼秦､晋､豫三省要冲,雄踞山腰,下临黄河,是由洛阳赴长安的要道,被称为“三秦锁钥”“四镇咽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有史可考的重大战事在此就上演过三十余次｡历代写潼关之诗多矣,早出而最有名的是杜甫的《潼关吏》,“艰难奋长戟,万古用一夫｡请嘱关防将,慎勿学哥舒”,他着眼的是哥舒翰出战安史叛军而失败的故实,告诫新的守将不要轻敌;晚出而最有名的是谭嗣同的《潼关》:“终古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河流大野犹嫌束,山入潼关不解平｡”他作此诗时年未弱冠,借壮美的山河抒发自己的胜概豪情,如同黎明的号角始吹,雄鹰的劲翅乍展,还来不及低头俯察世上疮痍,民间疾苦,何况绝句一般也很难接纳巨大而沉重的历史容量｡在写潼关的诗词曲的联赛中,张养浩一举夺得的是当之无愧的冠冕｡这,不仅是“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的对潼关形胜的抒写,情景交融而形神毕现,不仅是“望西都,意踟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的怀古,时空阔大而寄寓深长,更是由于伤今的出人意表,他不仅仅只是叹息历朝历代的先后消逝,也不仅仅只是由物及己的个人性的感伤,而是出于民本思想的情系苍生,怀萦百姓,发前人之所未发:“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是力透三札的笔墨,是穿透青史的洞见,是振聋发聩的暮鼓晨钟,是中国古代诗史上并无第二人的真知高论,全曲的境界正是由此离平地而飞升,古今许多诗人作家因此而只能遥望张养浩高大的背影!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且不说春秋战国的纷争杀伐了,自秦始皇以来的改朝换代,无非是成功或失败的帝王们为了“家天下”的你争我夺,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受苦受难的从来就是广大的黎民百姓｡张养浩的感慨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既针砭历史的盛衰兴亡,也是对残暴的元蒙统治者意在言外的讽刺与鞭挞｡且让我们翻阅历史如同回放血泪斑斑的黑白片吧:
如果往后倒带,不必为时太远,且看安史之乱中各路人马的镜头｡“(安)禄山步骑散漫,人莫知其数,所过残灭”(《通鉴》),这是意图夺取天下的叛军;回纥助唐平乱,进入洛阳以后,“肆行杀掠,死者万计,火累旬不灭”(《通鉴》),这是异族的所谓援军;“朔方､神策军亦以东京､郑､汴､汝州皆为贼境,所过掳掠,三月乃已｡比屋荡尽,士民皆衣纸”(《通鉴》),这是所谓的王师亦即国军｡安史之乱前后八年,时间之长相当于当代的“文革”｡安史乱前天宝十四载,全国户数为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零九户,人口为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九千三百零九人,乱后只余一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三十四户,六百九十九万零三百八十六人｡终唐之世,人口虽有所增加,但最多之时也未能达到战前户口的一半,这是何其令后世的我们触目惊心而不敢置信,但信史凿凿,当年百姓水深火热之苦于斯可想｡
崛起于漠北的元蒙统治者呢?由于原始与野蛮,他们嗜杀成性,给中外百姓带来的苦难可谓绝后空前｡如同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所浩叹的:“天,我们活在残暴的年代,倘若我们在梦中看见他们,我们要给吓坏｡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死者倒值得释怀｡”我们不妨并非“秋后”而是“元后”算账,略引几笔血迹并未风干的账目:
蒙古铁骑在南下攻宋进军途中,“其城一破,不问老幼､妍丑､贫富､顺逆,皆诛之,略不少恕”(《蒙鞑备录》),真是在屠杀面前人人平等;“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马畜皆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郭丘墟矣”(《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秦和七年(1207),金朝有七百六十八万多户,人口四千五百八十一万,蒙古灭金后,金朝原来版籍只有八十七万多户,人口只余十分之一｡伐金后继之伐宋,大规模的“三光”式的杀戮虽略有收敛,但仍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抛给汉人百姓的仍是如上所述挂一漏万的“血泪账”｡
百姓之苦,中外皆然｡从一二一八年秋蒙古大军由成吉思汗亲自统帅誓师开始,元蒙统治者前后曾有三次西征｡成吉思汗美其名曰他的西征是“上天之罚”,译成欧洲文字,就变成了“上帝之鞭”｡他率蒙古铁骑驰骋万里,灭国四十,许多百万人口的城市都夷为废墟,真是王钺一挥,伏尸万里,鞭锋所及,生灵涂炭｡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统治集团的内斗相残无分中外｡成吉思汗原名铁木真,他在统一蒙古诸部的内部斗争中,就曾以铁镬七十只烹煮俘虏的记载｡内战如此,何况外战?花剌子模国的大部分国土为古波斯地(现今日之伊朗),成吉思汗借故兴兵讨伐,攻陷撒马尔汗城,杀兵卒三万,攻克玉龙杰赤城,纵火将全城夷为平地,并将全城壮丁杀死,妇孺则一律罚为奴婢｡蒙兵五万平均每人杀二十四人,共屠平民一百二十万,真是一场天地失色的浩劫｡其爱孙木秃干在攻打巴曼时中箭身亡,及巴曼陷落,成吉思汗下达屠城的“必杀令”,全城生灵在刀光剑影中无一幸免｡一代天骄如此,其子孙无不磨牙吮血,杀人如麻｡例如成吉思汗之子窝阔台一二三六年第二次西征,攻入莫斯科后杀人之数以割耳为记,每杀一人,即割一耳,共二十七万只｡攻陷匈牙利的布达佩斯,逢男即杀,逢女即辱,逢财即劫,逢屋即焚｡一二五七年蒙哥可汗即位后,命其弟旭烈兀第三次西征,攻陷回教国王哈里发之都城极达,屠城七日,将军民八十万人全部杀死｡至于忽必烈称帝灭宋之后,变蒙古式的可汗而为中国式的皇帝,对百姓政治的高压经济的盘剥加上民族的歧视,更甚于前代列朝｡如果时光倒流,如果八百年后的今人生活于斯时斯世——此种时空倒错的假想都会令人不寒而栗｡
成吉思汗曾与人议论人生之乐,他的快乐原则是与人斗其乐无穷:“人生最快乐的事是战胜敌人,追逐他们,抢夺他们所有的东西,看他们的亲爱的人以泪洗面,骑他们的马,臂挟他们的妻女｡”([法]雷纳•格鲁塞《蒙古帝国史》)成吉思汗的妻子前后多达五百人,正是上述自白的注脚之一｡由此可见,统治者的享乐纵欲以及他们的家天下的兴亡,都是建立在百姓的血泊泪海之上｡张养浩的小小的小令,道破的是大大的真相与真理｡成吉思汗的埋骨之地当时就已如迷,至今无从寻觅,八百年后,张养浩的墓却仍然完好无损地保存在他的家乡张公坟村,墓碑虽仅三尺,却永远矗立于天地之间,而他的永远传扬于诗史和青史中的黄钟大吕啊,仍然让我们一听惊心一见倾心一读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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