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中国现代启蒙者的民族话语与性别隐喻

作者：王桂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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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现代启蒙思想浪潮中,“民族性”成为启蒙者拷问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启蒙”之于中国的重大效用之一,便是中国的国民性在西方现代思想的强光照射下,呈现出巨大的暗影,于是,西方价值成为启蒙者进行民族性定位的重要参照系,因此,当启蒙者在认知､建构民族自我形象时往往认同并内化了一种隐含着压抑的“他者”价值｡陈独秀在谈到中国的国民性时曾经援引了日本人对于中国民族性的评判:“吾国衰亡之现象,何止一端,而抵抗力之薄弱,为最深最大之病根,退缩苟安,铸为民性,腾笑万国,东邻尤肆其恶评｡最近义勇青年杂志所载《支那之民族性与社会组织》,文中有言曰:‘彼等但求生命财产之安全,其国土之附属何国,非所注意｡其国为历代易姓革命之国也｡其国王之为刘氏或李氏,乃至或英或俄或法,一切无所容心｡……彼等于个人眼前利益以外,决不喜为之,政治上之抗争,宁目为妨害产业之决大非行,政治之良否是非,一般人民绝不闻问,彼等但屈从强有势力者而已｡’”对于“东邻”的肆意恶评,陈独秀是在抗议的情绪中又不得不取认同的态度:“日人此言,强半属于知识问题者,犹可为国人恕,惟其屈从于强有势力者一言,国人其何以忍受,然征诸吾人根性,又何能强颜不承｡呜呼,国人倘抛置抵抗力惟强有势力者是从,世界强有势力者多矣,盗贼外,人将非所择,厚颜苟安,真堪痛哭矣｡”①这一屈辱性认同实际隐含着启蒙者的良苦用心：力图以“民族自耻”的心理激发一种奋发向上的民族自觉和民族自强｡
　　在以揭示国民“劣根性”为主要启蒙策略的民族价值审定中,其中一个未被觉察的层面是当启蒙者言说民族问题､国民性问题时往往采用一种性别隐喻｡这一看似信手拈来的喻说方式实际却透露出了多重信息,诸如启蒙知识分子对本民族的自我价值定位､对于西方的镜像认同以及在这一性别隐喻背后所展示的深层焦虑等等｡民族话语的性别喻说并非是《新青年》同仁的首创,在此之前,现代思想启蒙先驱梁启超在论及中国国民性的时候就运用了这种比喻方式｡比照西方民族所共有的冒险进取精神,梁启超对国人做了这样的评判:“危乎微哉,吾中国人无进取冒险之性质自昔已然,而今且每况愈下也｡ 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曰知白守黑,知雄守雌;曰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曰未尝先人而常随人,此老氏之谰言,不待论矣,而所称诵法孔子者,又往往遗其大体,摭其偏言,取其‘狷’主义而弃其‘狂’主义,取其‘勿’主义,而弃其‘为’主义,取其‘坤’主义而弃其‘乾’主义,取其‘命’主义而弃其‘力’主义……”,以至于“一国之人,鬼脉阴阴,病质奄奄,女性纤纤,暮色沉沉｡呜呼!一国之大,有女德而无男德,有病者而无健者,有暮气而无朝气,甚者乃至有鬼道而无人道｡恫哉,恫哉,吾不知国之何以立也!”②在呼唤一种以“狂”“力”为底色的冒险进取精神的同时,“女性”“女德”同“鬼脉”“病质”“暮气”则成为梁启超痛斥国民性愚弱､暗昧的同类语汇｡顺承着前代启蒙者的思路,“国民性”问题在新一代五四启蒙知识分子这里得到进一步阐发:“全体人类中,男子征服者也,女子被征服者也;白人征服者也,非白人皆被征服者也;极东民族中,蒙､满､日本为征服民族,汉人种为被征服民族……征服者何?其人好勇斗狠,不为势屈之谓也｡被征服者何?其人怯懦苟安,惟强力是从……以一人而附属一人即丧其自由自尊之人格,立沦于被征服之女子､奴隶､捕虏､家畜之地位｡”③这种对于民族话语的性别喻指深切透露出启蒙者对于民族卑贱地位和屈辱身份的认承,以及打破这一民族弱势的迫切愿望｡内外交困的民族危机和日愈激切的启蒙诉求使陈独秀等现代知识分子把拯救民族的希望寄托于“青年国民”的觉醒:“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④这一面向“青年”的启蒙策略,在“后必胜于今､青年必胜于老年”的理想预期中焕发着一种生气淋漓的历史激情:“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之细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⑤在这种进化论的认知模式中,交织着被淘汰的恐惧和新生的渴望｡但是作为民族新生希望的青年,其现状却令启蒙者堪忧:“余每见吾国曾受教育之青年,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如病夫｡以如此心身薄弱之国民,将何以任重而致远乎?”⑥“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如病夫”,这一带有鲜明贬抑性的“性别隐喻”,不仅是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语境下启蒙者给予国人的警示,同时也揭示出传统的“美质”给现代青年造成的“弱态”:“自生理言之,白面书生,为吾国青年称美之词,民族衰微,即坐此病｡美其貌,弱其质,全国青年,悉秉蒲柳之资,绝无恒武之态,艰难辛苦,力不能堪,青年堕落,状无能为,此非吾国今日之现象乎?”这一带有女性化的阴柔之美､病态之美,正是导致国衰种促的一大病根,因此,启蒙者要求中国“新青年”首先要达到一种体质上的强悍:“吾可爱可敬之青年诸君乎?倘自认为二十世纪之新青年,首应于生理上完成青年之资格,慎勿以年龄上之伪青年自满也｡” ⑦也正是基于中国国民性､尤其青年国民的这种荏弱状态,陈独秀主张施行一种“兽性主义教育方针”:“强大之族,人性兽性同时发展,其他或仅保兽性,或独尊人性而兽性全失,是皆堕落衰弱之民也｡兽性之特长谓何?曰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也;曰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也;曰信赖本能,不依他为活也;曰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也｡皙种之人,殖民事业遍于大地,唯此兽性故｡”⑧陈独秀这一看似颇为“激进”的主张实际正是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获得了一种合理性｡“欧战”——这一恃强凌弱的现实战争环境,使中华民族正处于一种岌岌可危的存亡边界,启蒙者正是在这一语境中亟亟呼吁青年要在这一战争中自觉自强:“国势安危,道德存亡,身世荣辱,我青年肩上,责任实万无放弃之余地,万无中立之理由｡此而放弃,此而中立,譬诸野彘,两虎相遘,眈眈逐逐,爪牙奋张,彘守局外,终为胜者之牺牲;譬诸齐姬,遇两荡子,富均貌敌,嫉妒寻仇,机井构陷,齐姬旁观,惟供胜者之狎玩,……愚何敢以鄙悖不情之喻,侮我青年,惟皇天无亲,降此丧乱,我国家地位实去野彘无几,我国民资格若再经一次堕落,其高于齐姬几何,决非愚者所能忖度｡”易白沙在战云中所做的民族情势分析再次以性别为譬喻,而且用意鲜明,以此明示中国正如“野彘”“齐姬”一般面临惨遭虎狼杀戮､列强蹂躏的屈辱与危机,中国青年惟有“各奋匹夫之勇,廓清世界之战云与国内之战云而已”⑨｡
　　在对中西方国民性的比照性评判中,“西方”的民族性往往是以一种透明的､均质的价值成为中国国民性自我观照的镜像,因此,民族话语的性征喻说往往是双向的:一方面是认定民族自我形象的荏弱被动,易遭蹂躏的女性气质和阴柔特征,另一方面则是对西方民族性中强悍进取的男性气质和阳刚精神的追慕与颂扬｡这种喻指不仅仅源自性别自身所呈现的自然力量上的差别,更是基于文明程度上的等级差异｡陈独秀的《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可以说是这种运思方式的集中而激切的体现:“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欧罗巴之全部文明史无一字非鲜血所书……西洋民族性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性恶斗死宁忍辱,民族而具如斯卑劣无耻之根性,尚有何等颜面高谈礼教文明而不羞愧｡”⑩并非这些启蒙者不珍爱和平,是因为处于被征服､被奴役地位的民族根本没有资格谈和平,而只有奋起抗争:“若夫被征服者,则除勇猛精进,脱离被征服之惨辱外,欲求和平,但有自戕一途而已｡”(11)启蒙者对于中西方民族性的比照是否恰切和理性并不重要,关键是要用这一带有自贬性的对比策略唤醒国人的觉悟和青年国民的奋进｡在这种强弱分明的民族性比照中,启蒙者往往把女性和奴隶､捕虏､家畜､野彘进行同类指涉来喻指本民族的地位和困境,这种并置方式,显然是基于中国女性一种“自古以来”的被囚禁､被使用､被豢养的生存状态,以及社会对这种卑微处境的习惯性默许,而正是基于这种心理和文化的潜意识性共识,才使得这种以性别方式言说的民族话语获得了一种简单明了的刺激性效果｡由这种性别隐喻建构起来的“西方”被赋予了进步者､启蒙者乃至征服者的男性至尊地位,而中华民族则处于女性的､被启蒙､被征服的从属地位｡作为上述话语的一个延伸性话语,则是《新青年》杂志对于欧战中涌现出的将帅,诸如“德国军神——兴登堡元帅”､“法国名将——霞飞将军”“德国骁将——麦刚森将军”等等,都进行了图文并茂､几近“神性”的介绍和颂扬,启蒙者希图用这些勇武的西方军人形象激发起中国青年刚猛的“铁血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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