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中国现代启蒙者的民族话语与性别隐喻
作者：王桂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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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一种更为开阔的世界性眼光,中国现代思想启蒙者都意识到了二十世纪世界文化格局中,中西方文化碰撞､融合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进而以先觉者的姿态主动承担起促动这种文明进程的历史重任｡但是基于对本土文明和外来文明的不同价值定位，中国二十世纪前后两代启蒙者还是设计了不尽相同的文化融合路向｡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现代启蒙者”基于对本民族古老文明的虔敬,是把中华文明作为文明融合中的主体:“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紝{1}将西方文明比喻成“美人”尽管承认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但显然是把中国文明作为强势文明来对待的,由此可见出梁启超对于中国的本土文明的自信｡与前一代启蒙者相比,被称为“第一代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 (13)的五四启蒙者,尽管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传统与近代新式教育参半,新旧学问兼备,中外思想的影响集于一身”(14)的历史性格,但是传统与现代､新与旧､中与外,在他们思想中的价值定位并非是等分的｡中国自近代以来并未化解的民族危机､日渐彰显的文化症结以及他们之于西方文化更为深刻的了解,使这一代启蒙者更加确信西方文明的先进性,并坚信其对于中国传统文明改造的有效性,因而也改变了他们对于中西方文明融合过程中的主客体定位｡同样是对东西方文明“结婚”的想象,胡适的构想却与梁启超不同｡胡适于一九一四年作《睡美人歌》:
东方绝代姿,百年久浓睡｡一朝西风起,穿帏侵玉臂,碧海扬洪波,红楼醒佳丽｡昔年时世装,长袖高螺髻,可怜梦回日,一一与世戾｡画眉异深浅,出门受讪刺｡殷勤遣群侍,买珠入城市｡东市买宫衣,西市问新制,归来奉佳人,百倍旧姝媚｡装成齐起舞,主君寿百岁｡
对于这首诗,胡适自己有所解释:“拿破伦大帝,尝以睡狮譬中国,谓睡狮醒时,世界应为震悚｡百年以来,世人争道斯语,至今未衰｡余以为以睡狮喻吾国,不如以‘睡美人’比之之切也｡欧洲古代神话,(The Sleeping Beauty)相传有国君女,具绝代姿,一日触神巫之怒,巫以术幽之塔上,令长睡百年｡以刺蔷薇锁塔,人无敢入者｡百年期满,有武士犯刺蔷薇而入,得睡美人,一吻而醒,遂为夫妇｡英诗人邓耐生咏其事｡其诗往往微合吾国近世史事｡感此,作睡美人歌,以祝吾祖国之前途｡”(15)胡适利用这个古老的神话把古老文明的中华比喻成“睡美人”,但是这个美妙女郎需要西方“武士”神奇的一吻才能苏醒,与之结为夫妻,方能重获新生｡在胡适的这一“民族寓言”中,中华文明显然已经变成了被唤醒､被启蒙的对象,这显然与新一代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文化的信服有着直接的关系｡胡适的民族新生构想显然和前辈梁启超拉开了距离,但是也与同代人陈独秀颇为激进的观念有所不同,尽管二者都是把西方现代文明的巨大改造力量作为中国文化新生的途径,但是胡适在承认中国近百年来懵懂沉睡､落后于人的历史现状的同时,还肯定了中国传统文明的有效价值和固有美质,这也正是胡适后来主张“整理国故”的一个心理基础,而陈独秀则以一个老革命家的强悍姿态进行一元价值选择｡胡适期待东方古老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的融合的文化新生构想,虽然依旧是以性别隐喻民族国家,但是“睡美人”的民族寓言一方面策略性地减弱了以两性的强弱对照所造成的两种文明的冲突与对峙;另一方面也透露出作为一个倾心于西方现代文明的知识分子,力图站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渴望中西方文化结合的愿望｡但是从更为深层的文化心理看,这种性别话语依旧没有逃脱弗洛伊德式的男性崇拜的现代运思模式,与之相对应的实际依旧是对于女性的压抑性地位和次等价值的整体文化设定,因而在这一理解模式下的“西方文明”与“现代文明”并非构成一种历史性等值关系,因此,这种渲染着美好“爱情色彩”的性别譬喻实际与陈独秀的民族/性别隐喻尽管有着态度上的差异,但实际又呈现出深层的内在同构性｡
由中国现代启蒙者言说民族话语所使用的性别喻指可以感知,中国的现代启蒙主义知识分子一方面把西方文明认定为先进(进步)的同义语,并加以本质化和普遍化｡在“现代文明”的定义统摄下,西方文明获得了一种均质化､透明性和无可置疑的权威性;另一方面则是对本国文化积淀成的国民性进行了彻底贬抑:“民族而具如斯卑劣无耻之根性尚有何等颜面高谈礼教文明而不羞愧｡”(16)五四时期的启蒙知识分子所营造的“民族自憎”和“民族羞耻”感,自然是祈望在亡国灭种的大恐惧中达到奋起直追的民族自觉和民族自强,但恰是在对西方文明的激切认同过程中,本土文明反倒成了阻碍自身进步的“他者”｡如何看待这种民族话语的价值成为一个历史性问题｡如果抛开了具体的“历史情境”,单纯依据对于西方他者的认同而把中国五四启蒙主义知识分子和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看做是殖民主义的同谋,显然是对于历史的严重曲解,应该看到,启蒙者对于西方的认同并非是出于一种臣属意识和媚外心理,而是基于一种与西方殖民统治相对抗的民族自强心理,因此,启蒙观念笼罩下的民族话语建构与现代性的追求产生了历史性的“共生关系”,但同时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复杂关系也决定了中国启蒙知识分子在文化价值和民族身份建构过程中所遭遇的历史困境:现代性以历史的进步性作为价值预设,而民族性则是以对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回溯确立身份,因此,西方他者与民族自我认同､民族性的存在依据与被弃置的传统文化之间呈现为一种悖论性关系,进而使中国启蒙知识分子始终感受着断裂的痛楚,尤其基于历史进步的需求把传统文化等同于“封建余孽”所进行的历史性掊击,几乎颠覆了作为民族身分建构的合法性源泉,尽管这种做法在文化现代转型的突围期有着历史的合理性,但是从长远的角度看,这种自我贬抑所造成的民族自卑情结以及至今依旧影响深重的“崇洋心理”,几乎在百多年的文化和现实积淀中也已经内化为一种民族性,这是每一个追随五四精神的知识者在反思中值得注意的｡
① 陈独秀:《抵抗力》,《青年杂志》1卷3号,1915年｡
② 梁启超:《新民说•论进取冒险》,《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中华书局1981年影印版,第29页｡
③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青年杂志》1卷5号,1916年｡
④ 陈独秀:《青年杂志•社告》,《青年杂志》1卷1号,1915年｡
⑤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1卷1号,1915年｡
⑥ 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青年杂志》1卷2号,1915年｡
⑦ 陈独秀:《新青年》,《新青年》2卷1号,1916年｡
⑧ 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青年杂志》1卷2号,1915年｡
⑨ 易白沙:《战云中之青年》,《新青年》1卷6号,1916年｡
⑩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1卷4号,1915年｡
(11) 刘叔雅:《欧洲战争与青年之觉悟》,《新青年》2卷2号,1916年｡
(12)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4页｡
(13) “第一代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取自李泽厚和香港学者陈万雄的说法,二者都曾经对以《新青年》同人为主的19世纪8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教育背景､思想谱系､历史性格进行过精彩剖析｡
(14) 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83页｡
(15) 胡适:《藏晖室札记》,《新青年》4卷2号,1918年｡
(16)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1卷4号,19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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