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狂风与雕塑

作者:庄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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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风的横扫无忌与雕塑的庄严致远,是诗歌力量的两个极致,前者的代表有李白,郭沫若等,后者的代表有杜甫,北岛等。而将这两种极致的力量熔铸于一个诗人身上,乃至于他的一首诗中,那实在需一种巨灵式的人物的出现。因为这种境界,不仅仅是一种高超的技艺、深邃的思想就能为之的,它更是一种巨大而复杂的生命体现。大诗人昌耀,无疑就是这样的一位巨灵式的人物,狂风与雕塑这两种极致的力量,不仅交织回荡于昌耀诗歌全集,甚至在他的那首堪称伟大的抒情诗之一的《内陆高迥》中,亦得到了完美的演绎。
  《内陆高迥》完成于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可谓昌耀诗歌生命的一个驿站或转折点。在此之前,他的为人传诵的名篇,如《慈航》《青藏高原的形体》(系列)《一百头雄牛》等都已完成,青藏高原赋予昌耀的那种原初的狂风的力量,似乎在《内陆高迥》中作了最后的一击,此后,昌耀诗歌的主体便如鲁迅的《野草》一般,进入了人类幽晦莫测的内部世界的探索,为一种雕塑的力量控制。当然,我这么划分,并非是说昌耀诗歌狂风与雕塑的前后期一定是如此的泾渭分明,而是各有侧重而已——前期的狂风仍不时地在它横扫的身后,留下沙堡的雕塑,而后期的雕塑的内部,亦不时地回响着狂风的轰鸣。然而,在昌耀诗歌的由外而内的呈现的主体轨迹中,《内陆高迥》的狂风与雕塑的力量刚好处于一种胶着的平衡状态,而成为了无可置疑的重要驿站。
  内陆。一侧垂立的身影。在河源。
  在诗题的《内陆高迥》之后,诗的第一句随即又凸出的“内陆”二字,进一步强调了诗人此时所艰难生存的青藏高原以及它的亘古以来的与世隔绝——然而,如同子宫的封闭一般,这里又是一切强健的河流的发源地。诗人此刻“垂立的身影”,呈现着雕像的沉思,寂静,同时亦是对一种时问的描绘——黄昏与夜色的交接处——是它的逆光效果的剪影。而“垂立的身影”与“河源”发起的流动在“内陆”所组成的空旷的画面之美,令人联想到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谁与我同享暮色的金黄然后一起退入月亮宝石?
  或许只有青藏高原的天空才能赋予如此色彩鲜丽而又清新非凡的诗句。而这短短的一句诗,亦同样是动与静、瞬息与永恒结合的典范:金黄的暮色,给诗人以无限美好的愉悦,然而它毕竟正在缓缓地消逝;于是,诗人复又将这消逝诗意地嫁接人月亮宝石,获得一种凝固的永恒,不会褪色的光泽。诗句的“谁”的一问,显然有着“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怆然,感慨面对着大自然这神奇壮丽的景观,竟无人可与同赏;感慨着因无人同赏这神奇壮丽的时刻,一切又将归于内陆亘古的沉寂。
  孤独的内陆高迥沉寂空旷恒大
  使一切可能的轰动自肇始就将潮解而失去弹性。
  而永远渺小。
  似乎因与无言的宇宙的某种相通接,内陆的空旷恒大在空间上给人以一种无限的感觉,而它的沉寂与孤独在时间上,亦指向一种无限。在数学中,任何一个有限的分子除以无限的分母,都趋于零。而这零的“永远渺小”的必然结局与所面对的内陆的时间和空间的无限,压迫嘲弄着人类的一切欲望、努力,使之无奈地与内陆的那些浑然的物质一般,为岁月潮解,流散。这一终极的绝望局面的形成,显然与昌耀流放青藏高原长达二十余年的悲惨境遇有关,实际上,从他的一九五七年因为一首诗而被封闭于高原的内陆,他的生命就已如一块石头一般,处于岁月的风蚀分解之中。但时间放逐了他,最终又拯救了他。
  孤独的内陆。
  无声的火曜。
  无声的崩毁。
  但这拯救的先决条件,就是诗人必须在内部的生命始终珍藏着火的元素,使之不能随同肉体的岁月一起风化,潮解。诗中的无声的火焰的闪耀,显然就是来自这火的元素与时间的磨擦;然而,由于没有相应的外部承接,火焰又于瞬间熄灭,但随后又不息地闪起……一种何等的悲剧,悲壮,无声无息地发生在不为外界所知的“孤独的内陆”,或者说是内陆的孤独所塑雕的诗人的生命内部。到此为止的前一部分诗,都可称为《内陆高迥》的雕塑部分。而最后一句“无声的崩毁”,既承接着火焰闪灭的暗示,又是一个新的过程开始的预兆。我们不妨想象一下这样的一幕场景:由于内部的火的元素与时间的不断磨擦,闪耀,而使雕塑不断地升温,当温度达到某个极限之后,一种崩毁的现象必然会发生;然而,这崩毁亦同时是一种新的生命过程的诞生,它与《西游记》中那块为岁月雕琢而崩裂的石头,有着某种叠印的轨迹——一段激情的狂风席卷而出。
  如同无法给狂风的分行,随后的一段诗可谓席卷着的不分行的狂风——这是一股原初的激情与力量的狂风,追随着一个孤独的西部旅行者的足迹。这个蓬头垢面的旅行者背着一只被岁月燎黑的饭锅。抱着一根既支撑躯体的疲劳又用于自卫的棍棒。他的鬓角扎起,令人联想到古典勇士的形象。而鬓角呈露的灰白“有如霉变”,显示他在岁月里的跋涉之远,封闭之深。在这亘古而来的漫长的跋涉之程中,他似乎已忘记了旅程的目的,或者说将强悍的生命耗竭于这跋涉之程就是他的目的,席卷的狂风就是他的时间。昌耀的这个蓬头垢面的“西部旅行者”,与鲁迅先生的散文诗集《野草》中的那个不屈不挠的“过客”,从本质上说,都是人生太寂寞的跋涉者。“他的颈弯前翘如牛负轭”——这个旅行者似乎是在宿命地负担着一种使命或承担着人类原罪的苦难。“他睁大的瞳仁也似因窒息而在喘息”——“睁大的瞳仁”与“窒息”,都是苦难雕塑的形象,它作为一种投影,应来自昌耀本人青藏高原二十余年的流放与封闭。而窒息的喘息,同时亦是一种不甘的抗争,正因为如此,才有可能使昌耀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复出后,诗歌的狂风从他的已木讷如雕塑的身体迸裂而出,撼动了整个诗坛。“我直觉他的饥渴也是我的饥渴。我直觉组成他的肉体的一部分也曾是组成我的肉体的一部分。使他苦闷的原因也是使我同样苦闷的原因”——在《内陆高迥》这首伟大抒情诗的狂风狞厉处,昌耀直接将自己的生命与这个孤独的西部旅行者的形象叠印了起来。但随之,“而我感受到的欢乐却未必是他的欢乐”,将自己复又从这叠印中分岔出来,不仅形成了诗思的跌宕,同时亦给读者以意味深长的启示。这里,我们不妨再用数学的方式来对此启示探讨一下:狂风不能感受雕像的快乐,雕像亦不能感受狂风的快乐,而昌耀这位包容狂风与雕像为一体的大诗人,自然能同时品尝着狂风与雕像的快乐,这就使得他与那个只能品尝狂风快乐的西部旅行者在某个路口分岔了出来。而愈益沉重的却只是灵魂的寂寞。
  “沉重”二字,举重若轻地将狂风在大地平面横扫的力量,扭转为雕塑垂直于大地平面的引力。灵魂总是追求着自由的浮升,超越,而来自大地的引力,又总是干扰,阻止这一趋势——但由于大地的坚硬,承托,亦不会使之沼泽般沉陷——于是,一种灵魂的雕塑便大地站立了。然而,这站立的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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