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从英雄时代到个人化时代

作者：谭旭东　吴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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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诗人从对祖国、民族命运的思考到对自身个体存在意义的追问，深刻地映照出从英雄时代到个人化时代转换中一代知识分子内心的掠影。它传达了文化精英在失去了民众支撑之后内心的孤独体验和理想信念的艰难守望——而这所有的一切都只是个人式的，不再引起更多的关注了。
　　如果回到朦胧诗的定位上，《无题》一诗也给我们足够的反思，但已不是纯粹诗学意义上的。“一代人”走向沉寂的历程背后隐藏着他们与历史之间深刻的裂变。顾城已经随着他的诗殉葬去了，舒婷逃离了她的诗国进入散文领域，而今天的北岛也陷入诗的泥潭，没有创新，理想与现实的破裂使他成了“未亡人”，无力完成心中的夙愿。如今，“朦胧诗”只能成为一个凝固的雕塑停驻在历史的道旁，留给后人瞻仰。从昔日诗歌论争的胜利到后来朦胧诗的迅速式微，诗的沉寂其实是“思”的终止。顾城拼将余力迸出流星般的死亡之思，舒婷从诗歌到散文，这本身就是由现代性思考退守到个人内心的浅湾；北岛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徘徊了很多年，其灼热的思考如今已成“萎缩的花环”，发不出亮光了。所有这一切惟有回到历史的境遇中才能寻找解释。
　　“朦胧诗”的崛起无疑是一场诗歌启蒙运动。“一代人”以现代人的眼光重新审视民族国家的命运和历史中人的生存意义。他们用“黑夜”（“文革”十年）中锻造的“黑色的眼睛”去“发现光明”，抵拒黑暗，内心涌动着现代个性的骚动。他们一开始就呈现出两个向度的“林中路”：一是张扬人的现代个性，恢复人的尊严和权利；一是承担民族国家的苦难，肩负社会的责任。这是有别于西方现代派诗人的典型东方人的姿态。朦胧诗人们在现代化的焦灼中难以割舍心中传统的家国情结，主动承担民族国家的大任。李泽厚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说到：“实用理性”使得“这些反孔批儒的战士却又仍然在自觉地承续着自己的优良传统，承续着关心国事民瘼积极入世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学传统。”时代的宏伟责任阻碍着个性的奔张，故“女神”式的诗人远走了，“一代人”也必然离去。
　　从反思个人生存苦难出发进而思考民族国家的命运，“一代人”最终由于国家意识形态力量的强大而吞没了他们现代个性的思考，这也是与他们自身的民族传统情结潜在地契合的结果。统一化的社会意识形态必将排斥现代个性意识，“黑色的眼睛”无须在光明里发现“黑暗”。“一代人”被强大的历史所隔离，从而退守的退守，流亡的流亡。最后，乖戾的顾城为他的诗歌理想献出一份白色的祭奠，以作为他们的历史终结的哀告。同时，从北岛急切的现代姿态中又可以看出他企图摆脱东方式的思维束缚，割断传统文化精神，寻求现代化出路的心切。一切都是矛盾的，足以让“一代人”困惑一生。今天，回眸二十年来之历史，“一代人”的现代性早已消淡了，挑战者的姿态业已被历史化解，留下的只是诗学意义上的争论，至多也只是主流意识截杀封建迷信的马前卒。
　　对于“一代人”来说，他们的现代性思考结束得太早了，他们对“思”的追求远远大于对诗的探索。从精英意识的历史书写到今天个人记忆的抒发，北岛的这首诗无疑给人们以理性思考。九十年代后，部分知识分子丢掉精英身份，转向平民意识，寻求个人化生存的稳妥环境，一种对社会化的历史进程的无奈情绪让执著的英雄们百般惆怅，热闹而喧哗的时代还需要一双“黑色的眼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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