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论韩信悲剧命运的必然

作者：马麦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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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千二百年前，一代名将韩信在楚汉之争中帮助汉王刘邦夺取天下后又被刘邦所杀，成为历史上“狡兔死，走狗烹”的最典型的事例。韩信的可悲结局既让后人叹息，更值后人深思：韩信的悲剧命运是否可以避免？怎样才能避免？当然，人们会较多地谴责刘邦的不仁不义，卸磨杀驴，同时还可以理解刘邦为维护自己的统治，杀韩信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韩信毕竟在最后有了谋反的事实。当然，站在韩信的立场上，后人也许更为韩信不听蒯通之言而深感遗憾。那么，造成这一悲剧命运的究竟在韩信本人，还是在刘邦呢？本文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做出回答：是韩信自身的悲剧性格导致了他必然被杀的命运。
　　应该说，司马迁笔下的韩信是一位天才的军事家。韩信出身贫贱，但他既不做工，也不务农；既没有优秀的品质被推举为官吏，也没有兴趣靠经商来谋生。在秦末农民起义爆发之前那短暂的“太平”时期，韩信作为一个男子汉，连自己的吃饭问题也解决不了，要寄食于人，甚至要靠在水边漂洗丝絮的老妈妈接济他饮食。他贫穷而游手好闲，自然被人瞧不起，以至身佩刀剑而蒙受胯下之辱。他能够忍受这一切，应该说是因为有一个信念在支持他：天生我材必有用，总有一天会出人头地。他对接济他饮食的老妈这样表示：我必定会有重重地报答你的时候。韩信自信有才，也确实真有才干；但他的才干只能在天下大乱的战争中才能发挥。所以，他带着刀剑随时在等待这一机会的到来。
　　秦的暴政终于使它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最短命的王朝。农民起义爆发了，天下大乱，各路诸侯并起，并最终成为楚汉两大势力的较量。这一切成为韩信展现自己军事才华的社会大舞台，也成为他改变自己命运、谋取功名富贵的最好时机，但同时也为他的悲剧命运拉开了序幕。因为天下大乱必然会有天下大治，一旦天下统一，没有了战争，韩信的军事天才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他的人生价值也就再难体现。此时的韩信必然会有失落感。但他除了军事打仗之外，又没有别的兴趣爱好，也不去培养别的兴趣爱好。所以，当他做了楚王，到封地之后，并不去致力于经济的发展或文化建设，而在到各县邑巡视时，却要“陈兵出入”（刘邦第一次诱捕韩信，借口为“人告公反”，不能说与此无关）。他在军事方面的突出才干和他对用兵打仗的唯一爱好必然会使做了皇帝的刘邦深感不安。所以，对刘邦来说，项羽最后的失败也就意味着韩信已从一个不可缺少的将才变为一个隐患，必欲除之而后快。因而刘邦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袭夺齐王军”，使当时身为齐王的韩信失去了统帅大军的兵权。这实际是刘邦实施杀韩信的计划的第一步。所以，韩信的悲剧命运首先在于他的军事天才和对用兵打仗的浓厚兴趣。这对于当时的社会统一是件好事，战争可以因为韩信的出现而早日结束，但对韩信本人来说，已注定了他的悲剧命运。
　　韩信悲剧命运的必然还在于他对功名富贵的强烈追求以及获得后的无法割舍。原本贫贱受辱的韩信靠自己卓著的功勋被封王，这在当时是天经地义之事，韩信也以此为满足。但韩信在这一点上恰恰表现了政治上的头脑简单：他只想到自己被封王是天经地义的，却看不到自己被封王之后的潜在危险——刘邦岂肯让自己这样的军事天才长久为王？而他把功名富贵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正好为刘邦所利用，最终置自己于死地。刘邦先夺了韩信的兵权，改封他为楚王，既而又找了一个“人告公反”的借口把韩信降为淮阴侯。当韩信觉察到自己的命运有危险时，他一方面“自度无罪”，另一方面又逼死了在他那里避难的楚将钟离昧，带着钟的首级去见汉王，以表明自己并无反心。这一切当然都是为了保住自己已有的王位。但刘邦还是把他绑了，到洛阳之后才赦免了他，把他降为淮阴侯。刘邦的这一做法可谓手段高明。刘邦很清楚，此时杀韩信，时机尚不成熟。天下刚刚太平，又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明韩信谋反，杀韩信不足以服天下人，反而会引起其他诸侯王的反感与不安，引起天下人的非议，对自己十分不利；故尔先放韩信一马，一来造出韩信有反心的社会舆论，二来还可以表现自己的宽容大度。刘邦深知韩信的性格，由王降为侯，必然大为不满，进而担心将来连侯也保不住，必然会由“人告公反”成为事实上的谋反。刘邦果然等到了这一天。“信知汉王畏恶其能，常称病不朝从”，以此表达心中的怨恨。他希望刘邦有所体会，却不知这正是刘邦的意图，即利用他对功名富贵难以舍弃的心理诱使其反叛，最终能以正当的理由杀掉他。韩信恰恰是按照刘邦为自己设计的轨道走了下去。他“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与降，灌等列”。韩信自恃其才，自恃其功，认为自己与周勃、灌婴同为诸侯是耻辱，他终于按捺不住地选择了陈郗合谋造反的错误做法，为刘邦实施对自己的诛杀提供了充足而正当的理由。
　　历史上统治阶级内部曾经上演过无数君杀臣、臣弑君，以及兄弟相残、父子相残的故事。这些故事大多是围绕争夺君位或保持君位展开的。刘邦杀韩信，当然也是为了自己的皇位不受威胁。那么，韩信是否存有篡夺皇位的野心呢？司马迁非常巧妙地否认了这一点，他用韩信本人的话表明韩信颇有自知之明：韩信曾向刘邦承认自己只是善将兵而已，而说刘邦却是善将将；并且受君权神授的观念影响，认为刘邦做皇帝并非全靠人力，也是天意。既然如此，韩信就不是为了取代皇位而谋反，他的谋反只能是因为既得利益受到损害，并且有可能全部丧失，而他又认为自己成为王侯乃理所当然。所以，韩信反叛刘邦完全是因内心的不平和担忧，却不知此举正中刘邦的圈套，落了个被夷三族的下场。
　　韩信的人生悲剧在于他的长处为刘所利用，他的短处也同样为刘邦所利用。刘邦利用他的长处得到了天下，而为韩信本人带来的只是短暂的荣华富贵；刘邦又利用了他的短处，即他对荣华富贵、功名利禄的不能割舍，使他性命不保。考察韩信的经历，刘邦的阴谋能够得逞完全在情理之中。韩信起初投奔项梁，项梁死后又投奔项羽。但他几次向项羽献计都得不到采纳，失望之余便去投奔刘邦。在刘邦那里仍不被看重而出走。幸而得到萧何的全力推荐，韩信终于如愿以偿被拜为大将，从此一心一意为刘邦攻打天下。与此同时，他也不忘向刘邦要求封王。当他重兵在握，又做了齐王，成为楚汉相争的关键人物时，武涉、蒯通先后劝他背离汉王，与楚王、汉王三分天下，韩信都拒绝了。他对项羽派来的武涉说：“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倍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当蒯通指出他为汉王效力，最终“不过封侯，又危不安”，竭力劝他当机立断时，他仍说：“汉王遇我甚厚……吾岂可以向利背义乎？”从这些话里看出韩信对刘邦充满了感激，颇有些君臣之间的“知遇”之感和“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思想。但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刘邦给了他所渴望的一切：才干得到了发挥，社会地位得到了改变。他与刘邦之间实际上完全不同于萧何、张良二人与刘邦之间的那种关系——有着共同的政治理想和坚实可靠的私人感情——刘邦对张良充满尊敬和信赖；与萧何更是亲密无间，视萧何为绝对可靠之人。而对韩信则完全不同，在使用中加以控制，在控制中加以使用，他从未视韩信为知己。说到底，只是利用他的军事才能而已。韩信则因为个人欲望的满足心甘情愿为刘邦效力，在他的感激之中不免暴露出某种人品上的缺陷：有奶便是娘的卑劣。这就自然而然地决定了他功成名就之后对功名利禄是难以放弃的。假如韩信能以平治天下为己任，在天下已经统一、自己的人生价值也得以实现之后，又认识到自己并无文治天下的才干，从而能主动放弃兵权，视功名利禄为身外之物，心甘情愿地由功臣变为普通人，那样，虽无王侯之富贵，却仍旧功垂千古，何来杀身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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