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真的不能回到“荷花”本身吗？

作者：姜源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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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朴先生的《“回到荷花本身”是绝对不可能的——对姜源傅先生商榷的答复并兼论〈荷塘月色〉的欣赏》（《名作欣赏》２００６年第６期）对我的《回到“荷花”本身——论〈荷塘月色〉的审美意蕴兼与杨朴先生商榷》（《名作欣赏》２００５年第１０期）作了热烈的回应，这令我十分高兴。他在文末提出的“《荷塘月色》的欣赏和研究应该是‘开放’性的，因为作家的创作是开放的，文本也是开放的，读者的阅读也是开放的，我们的欣赏研究怎么可以是封闭而不是开放的呢”的结论我非常赞同。《荷塘月色》审美意蕴究竟如何，读者诸君自去看朱自清先生的原文并比较各位论者的评论文章自可一目了然，我对《荷塘月色》也并无新的意见，本来无需再置一辞。但因为杨朴先生的文章不仅涉及到《荷塘月色》的审美意蕴，还谈到了对《荷塘月色》并推及到对一般文学作品的欣赏方法，我在这里就再写上几句，就正于杨朴先生和其他文学欣赏的读者诸君。
　　杨先生指出我对《荷塘月色》的主要欣赏方法是“还原法”和“孤立法”，他指出我的“还原法”——“让读者由《荷塘月色》回到‘荷花本身’的欣赏即切断和剔除了读者对《荷塘月色》文本整体形式意蕴的理解，又切断和剔除了读者欣赏《荷塘月色》时所能够和必然产生的联想和想象；在阐述《荷塘月色》审美意蕴和欣赏《荷塘月色》审美意义的同时，恐怕还表现出姜源傅先生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规律的误解。”同时他还指出我的“孤立法”——“‘孤立法’是要去掉荷花与文学整体象征系统的联系，去掉荷花来自荷花在文学整体象征系统中的原型意义，回到描写荷花自然美景的文字本身。这种‘孤立法’对欣赏《荷塘月色》不要说有什么新意，哪怕连最起码的审美意义不都被取消了吗？这种观点的要害是，这种‘孤立法’连同‘还原法’一起构成了对作家创作主体和读者欣赏主体的双重取消。”并得出结论：“姜源傅先生在否定我的‘美人幻梦的置换变形’的观点的时候，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是，姜先生的观点对理解《荷塘月色》不仅没能带来新的帮助，反而有可能曲解了《荷塘月色》或阻碍了人们对《荷塘月色》的深入理解。”
　　对《荷塘月色》的具体的审美意蕴我不想在这里再多费笔墨，读者诸君可以参看我的《回到“荷花”本身——论〈荷塘月色〉的审美意蕴兼与杨朴先生商榷》这篇文章。我在这里主要就杨先生谈到的他从我文章中归纳（非常感谢他，虽然不能完全赞同）出的“还原法”和“孤立法”再略置数辞。
　　我主张对文本的阅读必须回到文本本身，而不能超离文本一味地“深文周纳”，更反对意在笔先，以“六经注我”的方式用文本来证明自己宏阔的文艺理论。我并不反对对作家的“知人论世”，也不反对把文本纳入到作家更大的文本系统中进行考量，但我反对抛开文本的艺术个性，把更大更多的对艺术本体适用的普遍（？）规则无原则性地盲目应用，除望文生义外，还断章取义，随意地给文本制造空白点，再随意地用文学理论进行填充，而后将这种一己之私见戴上作品审美意蕴的帽子，并要求读者无条件地接受。
　　在拜读杨朴先生的这篇文章的同时，我还读到和杨先生的文章同期发表的程亚林先生的《“渔歌入浦深”别解》，我以为程先生有很多观点与我不谋而合，虽则一者论诗，一者论文，一者论古代文学，一者论现代文学，但我觉得有些原则是在整个文学欣赏过程中都适用的，故欣然引用，引为同道，且示对“还原法”和“孤立法”不敢专美之意。
　　程先生在对刘德重先生对“渔歌”的密码解读之后，油然感慨：“千古以来，注释家阐释者的学问、水平大都从破译密码中显现出来。”正如程先生对刘先生的称赞一样，我在前述那篇文章里对杨朴先生那种大胆探索的精神也给予了充分肯定。但同时正如程先生所言“它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刘先生将这首诗变成了一首用典的‘隔’诗（王国维《人间词话》语），将普通读者挡在了直接欣赏的门外，也与王维名诗诗风予人印象不符。而且，这样一来，还可能引出更多与学问有关的问题”。我也觉得杨先生的解读把朱自清先生这篇文章变成了一篇用典的“隔”文，而且与朱自清先生其文其人印象不符，因此我才批评杨朴先生对《荷塘月色》的解读是脱离文本的“自说自话”。我说《荷塘月色》主要展现了自然美，杨先生慨然反对，并且压根儿不承认“自然美”的存在。我认为朱自清先生对自然美有着尤为敏感的美的发现和高超的艺术表现，即以选入中小学课本而言就有《春》《绿》等佳篇绝构，《荷塘月色》更是朱自清先生写景的神来之笔。当然说杨朴先生对朱自清写景的文字视而不见那是冤枉他的，只是在他眼里，“如果我们的欣赏和研究，能够注意到作家文本与文本之间的整体性的内在联系，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孤立地单独地看一个文本所看不到的东西。正是基于这种想法，我在解读《荷塘月色》文本本身的前提下，比较了《温州的踪迹》《一封信》《看花》《歌声》等描写花的文章，意在论证：花在朱自清其他文本中是美人原型的象征，而且，这种美人的原型象征还有一个心理发生的过程——由过去的不爱花到后来的爱花是因为发现了花和美人的‘相似的韵味’（《看花》），花在朱自清的心里由此成了美人原型的象征”。对于杨先生这种看法，我并不截然反对，因为我本身就是主张对文学作品见仁见智的。何况鲁迅先生也就欣赏《红楼梦》说过：“经学家看见易，道德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 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杨先生以象征的眼光看事物，自然触目所及皆为象征意义。文学作品可能（而不是一定）有象征意义，这点我并不否定，但即便是象征意义，也要有所凭附。古人“立象以尽意”，应该说也首先是以物象传达本意为主，然后在特定的语境中才可能附加有“象外之意”，而且这“象外之意”并非是作者或读者的专利，而是在双方那里都可能存在，他们可能相通，也可能各想各的而无法沟通。《红楼梦》的作者说他要写的是“千红一窟，万艳同杯”，而读者则有见“易”见“淫”之别，即为明证。但不管读者见什么文外之义，我们首先必须面对文本本身，如果一部《红楼梦》看完了，只见“易”见“淫”，而对作品的主要人物贾宝玉、林黛玉和主要的活动场景大观园视而不见，或者作者只给我们宣讲“易”或“淫”，而不能给我们提供鲜活的人物形象和生动的场景描写，那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说这样的阅读或创作是成功的。
　　程亚林先生在《“渔歌入浦深”别解》中指出：“他不像我，就文本论文本，认为诗中之我亦即抒情诗主人公是自愿归隐的，而是在肯定诗中之我就是王维的基础上，从诗的第一句起就读出了‘奥妙’：‘这首诗，一上来就说，自己人到晚年，惟好清静，对什么事情都漠不关心了。乍一看，生活态度消极之至，但这是表面现象。’正因为是‘表面现象’，王维说的任何话都值得‘推求’：仔细推求起来，这‘惟好静’的‘惟’字大有文章。是确实‘只’好静呢？还是‘动’不了才‘只得’好静呢？既云‘晚年”，那么中年呢？早年呢？为什么到了晚年变得‘惟好静’起来呢？如此追问、逼问或者说审问，说明刘先生对王维诗句的字面意义极不信任，认为它们背后一定隐藏着秘密。但这些问题，在文本中根本找不到答案。”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程先生这么长的文字，是因为我觉得杨朴先生对《荷塘月色》的欣赏和程先生所引刘德重先生的欣赏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一般情况下，运用背景批评方法的阐释者研究者，是在了解文本的内容和形式特点后，再到作者经历、时代背景中去找相关因素，视它们为文本产生的原因，然后再说后者决定了前者。这虽然有点倒因为果的嫌疑，但不妨碍人们对文本的正常理解。刘先生的阐释与此不同。他是用背景知识去规定文本应有的内容和意义（原因当然在于文本原有的内容和意义不合阐释者之意）。如果在文本字面上找不到这些内容和意义，那么，就得到字面下去找。于是，他视字面意义为‘表面现象’，深入‘推求’，不断设问、追问、逼问或者说审问，一直到达到既定目的为止。因此，他能将字面上的自觉归隐阐释成被迫归隐，也能将字面上的肯定、赞赏之情阐释成苦闷的象征。这可以说是特殊的背景批评方法。当然，一般人是读不出这层意思的。也许，这就是所谓阐释‘深层意蕴’？而能够发掘出‘深层意蕴’，正是有学问的阐释者研究者的专利和存在价值？ ”可以说，程先生这里的疑问也正是我的疑问，希望能得到杨朴先生和读者诸君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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