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8期
无知的黑暗与刺目的启蒙之光
作者：何希凡 余荣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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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婚姻决定了夫妇间只是一种生育职能和劳动分工的合作，而缺乏情感的交流，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中国乡土社会的家庭“不但在大户人家，书香门第，男女有着阃内阃外的隔离，就是在乡村里，夫妇之间感情的淡漠也是日常可见的现象”①。这种功能型而非情感型的家庭关系远离了人的本性。萧萧留下来以后和丈夫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生育和劳务合作关系，没有多少夫妻情意，但合作还算融洽，沈从文从表面的融洽中却看出了深层的生存悲剧。蓝棣之认为：“沈从文作品的价值，无论从思想上说，还是从文学观念上说，都在某些重要而基本的范畴内，提出了与德国哲学大师海德格尔相近的看法，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性思想’。”②这一看法是颇有见地的，沈从文有丰富的乡土生活经验，又有痛切的现代都市的求生历程，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有与当时活跃在北京的英美派现代作家群的深度交往，并受到他们关于西方现代民主理想的实质性影响，从而在古老乡土与现代文明的双重背景中比照性地思考人的更合理的生存方式。这也是现代作家普遍关注并具有持久热情的创作母题。沈从文这一思考不仅仅源于丰富复杂的城乡生活的感性经验，更在于以个人主义、人道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文化思潮的催生作用。这种现代的视角赋予沈从文以现代价值维度去反思乡村生活，因而能在千百年的乡土沉积中洞察出人被束缚、被压抑，以及人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乡土积习的维护者和实践者的可悲现实。
小说结尾，萧萧出嫁十六年后，她的大儿子——就是被花狗“抢先下了种”而生下的牛儿，因为这个儿子，萧萧差点儿被“沉潭”或“发卖”——十二岁的时候，也就是在萧萧结婚的年龄，同一个比他大六岁的女子结婚了。
这一天，“忙坏了那个祖父、曾祖父。”
这一天，“萧萧抱了自己新生的毛毛，在屋前榆蜡树篱笆间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原来十三年前那个要将萧萧“沉潭”或“发卖”、一家人“生气”“流泪”“骂人”的悲剧在这一家心里根本就不是悲剧。无论是“沉潭”、“发卖”，还是“生气”“流泪”“骂人”都是按规矩做的。十六年前，公公和祖父是一家之主，为一个不到三岁的孩子娶了十二岁的老婆；十六年后，依然是昔日的公公和祖父（如今成了祖父和曾祖父）为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娶了个十八岁的大姑娘。十六年前，萧萧是自己命运的局外人，十六年后，不仅萧萧依然是自己命运的局外人，她的儿子也是自己命运的局外人。在惊人相似的生活循环中，在已经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的悲剧中，似乎有一股力量在操纵着他们的命运。小说从萧萧的故事过渡到牛儿的故事，参与甚至决定这个故事及其人物命运的不仅有祖父、曾祖父，还有伯父、花狗，萧萧的故事已经从单纯的家庭故事扩展为一个家族的故事。对照改写前后的两个版本，小说最后为牛儿娶媳妇这一情节是改写时增加的。虽然不过百字之增，却既在整体上刷新了小说的结构态势，使文本叙事的偶然性呈现出乡土生命命运走向的必然性，同时，这个结局也进一步凸显了沈从文对乡土社会更为切近真实的现实勘探，由此注入了作家更为深重的乡土忧思。
沈从文从这个家族故事中看到了乡土社会的悲哀。这群人就像柏拉图寓言中习惯于黑暗与蒙昧的洞穴人，城里女学生则犹如这片乡土的启蒙之光，这种启蒙之光在乡土社会同样遭遇尴尬。当爷爷在夏夜纳凉当作谈资只说了这么一句：“我听三金说，前天又有女学生过身。”大家就哄然失笑。这是优越者居高临下的嘲笑，女学生的发型、服饰、吃的、用的竟然与他们“事事不同”，这就是他们发笑的原因！在他们的思维模式和价值标准里，从来就没有过自我怀疑，凡与之不同的“异类”都是荒唐可笑的，他们自己的合理性、正确性则是绝对的、永远的。以自己为参照，乡土社会对女学生的日常生活进行漫画式想象：穿衣服不管天气冷热，吃东西不问饥饱，随意同男子睡觉……在这些关于女学生日常生活的夸张性的想象中，可以看出乡土社会其实具有很强的优越感，那些女学生在他们眼中根本就不是正常的人，缺乏起码的饥餐渴饮、感知冷热的能力和基本的人伦道德观念。正是基于对女学生日常生活能力的贬损而建立的优越感，乡土社会对女学生的生活方式鄙薄得理直气壮：“说来事事都希奇古怪，和庄稼人不同，有的简直还可说岂有此理。”让乡土社会不可思议的生活方式有哪些呢？她们（女学生）有老到二十四岁还不肯嫁人的；有老到三十四十还好意思嫁人的；被冤了，不赌咒，不哭，有委屈上衙门打官司；还有带家眷上任做官的，如此等等。这种现代的、文明的、充分尊重个人自由和独立的生存方式在乡土社会反而成了咄咄怪事！沈从文没有让这些脆弱的启蒙者真正走进乡土社会，而是让她们像闪电一样飘然而过，因为沈从文和许多早期乡土小说作家一样感受到在顽固、保守、蒙昧的乡土社会里，在“常”与“变”的消长中，“变”的微澜在“常”的汪洋大海中总是微不足道的，启蒙者的力量是微弱的，面临无数被牢牢束缚的心灵，走近他们，犹如走进了柏拉图地下洞穴的启蒙者一样，其命运将是悲剧性的，鲁迅小说《狂人日记》中的狂人，《长明灯》中的疯子就是先例。
小说文本在萧萧的命运悲剧中四次穿插女学生的故事或行踪，两种迥然不同的女性生活和生存方式共时性地展开在读者面前，乡土社会以强大的舆论力量和唯我独尊的价值准绳把具有启蒙色彩的女学生贬抑得一钱不值，从而心甘情愿地自缚在陈旧、蒙昧、丧失人的主体性的乡土道德积习中。时隐时现的女学生像这漆黑世界中的一丝亮光，在萧萧混沌的人生之路上隐喻性地昭示着某种方向。作为一个天真纯朴、较少受到习俗熏染的少女，萧萧在大人的讥讽与调侃中本能地感觉到女学生生活的某种合理性，虽然这种感觉是模糊的、微弱的，但萧萧内心还是悄悄萌发了做城里“女学生”的缥缈的欲望，在最后花狗已经出逃、自己无路可走之时，萧萧也预备“跟了女学生走的那条路上城去”。但萧萧的企图被发现了，至此，萧萧内心朦胧的希望被彻底击溃了，沈从文看到了乡土社会在扼杀异己并进行自我维护时的强大力量。到小说结尾，牛儿步其后尘，十二岁结婚，不过此时此刻，萧萧曾为之神往的启蒙之光，已经彻底泯灭在她内心深处了，萧萧成了一个看热闹的“他者”，似乎这一场面、这一事件的主角都与自己的记忆创伤、生命创伤没有任何联系了。
从文本的表层意义而言，沈从文写出的是一个乡村女性的命运悲歌，一个屡见不鲜的“老妻少夫”代代循环的故事，沈从文的女性关怀也回荡在女主人公黯淡的人生之旅上，然而，透过这一悲剧性的生命循环，沈从文却看到了禁锢着乡土社会的思想、道德、习俗深不可测的影响力和强大无比的保守性，它足以扑灭任何异质的启蒙之光，无论这丝亮光是人们内心萌发的，还是从外面流传进来的。如果没有一场彻底的、天翻地覆的革命，乡土社会的进步是难以想象的，二十世纪以来，乡土中国经历的沧桑巨变也证实了沈从文对乡土社会的艺术感知与审美判断。
①费孝通：《乡土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８５年版，第４１页。
②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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