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绕树三匝，无枝可依
作者：张凌江
更多经典：点此访问——应天故事汇
从小说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作家方方是在一个灵魂／情感、心智／身体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中塑造华蓉形象的。虽然方方并没有一个预设的哲学理念，但这一思维模式却隐藏在作家潜意识结构中，这一肇始于柏拉图而在笛卡尔手中发扬光大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建构出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历史上漫长的压抑身体、虚化灵魂的文学传统与此如出一辙。柏拉图断定：“我们要接近知识只有一个办法，我们除非万不得已，得尽量不和肉体交往，不沾染肉体的情欲，保持自身的纯洁。” ⑧事实上，在现实中女性比男性更加受到这一身体控制命令的驱使。这就是为什么精神—灵魂—心智／物质—身体—情感的二元论会成为女性主义理论中最突出的问题。华蓉形象同样深深地陷入了这一二元论的握持。对于华蓉，心智与身体、灵魂与情感的对峙是其形象的基本构架。她的性格与生活逻辑以及她与老五的情爱结局都在证明：在情感与身体、灵魂与心智的二元对立关系中，前者是短暂的，后者是不朽的，前者是低级的，后者是高级的，前者是虚幻的，后者是真实的。灵魂同知识、精神、理性、真理站在一起，并享有一种对于身体和情感的巨大优势。这一二元论思维模式不仅在华蓉一人身上形成二项对立，在华蓉与老五这一对人物关系中，也分别代表了二元对立关系中的两个项素，高低贵贱雅俗真假美丑善恶的抉择泾渭分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礼教，在小说中被演绎为才女无性便是德。非此即彼的价值选择，严酷的道德律令，单一的知识追求，专一的性别与社会角色认同，使华蓉一类女性知识分子被传统、文化、知识等外在之物异化，主动寻求一种被遮蔽的状态，这是一种不敢正视自己真实生命状态的身体自卑感的具体文化体现。她们蜗居在狭窄的生活与思想空间，远离鲜活的现实世界，因而也就丧失了鲜活的生命力。我们在小说中同样读出了传统女学者个性中的自闭、呆板、枯燥、狭隘、尖刻、不宽容、甚至愚昧（在专业事务之外）。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对于二元论的思维模式采取坚决的摈弃态度，因为在这一模式中埋设着男性／女性的尊卑等级陷阱。女性如果要进入男性独专的哲学科技等学术领域，就必须以牺牲女性的生命价值如身体、情感、爱欲等为代价。女性主义批评强调身体是灵魂的物质化，是意识的基础，身体与外部世界“互为主体性”，强调“道成肉身”，主张“意义互存在于身体中，而身体存在于世界” ⑨。那些没有在身体中生活过的，或者没有经过灵魂的物质化过程的人，是虚构的灵魂，是没有血肉的幽魂落魄，实际上就等于不存在。
三、良辰美景奈何天
女性主义批评质疑了经典社会理论中的习惯性区分：自然和文化的区分，尤其是质疑了这样一种比较模式：男人是文化的，而女人是自然的。作家方方塑造女性形象，也没有偏离女性的宿命——逃避现实，回归自然。华蓉作为女性学者，她的性格逻辑依循着男权话语所谓男性富于社会性，女性更具自然性的性格区隔理念。当然，在现实情境中，女性学者由于受到角色和专业的限制，她们的活动范围更加狭窄，她们并没有一个“广大的世界”供其驰骋。于是作家为华蓉配置了一个“精神家园”——大自然——华蓉窗前的那片山林，她以此虚拟地对抗不能与社会融为一体的事实。“爱自然”是女性世界的关键词之一，女人的精神深埋于自然之中。大自然在华蓉的生活中不仅是灵魂栖息地、朋友、伴侣、丈夫，而且是价值所在。她自豪地宣布自己与树叶、花朵、小鸟有着灵魂上的亲缘关系。华蓉孤独地徘徊在自然的小径中，寂寞地与树木为伴：
华蓉的庆祝就是穿上自己喜欢的衣服和鞋，把自己带到学校后面的山上。口袋里装着ＣＤ机，耳机塞进耳朵里，然后在音乐和树丛里自由自在地行走。音乐无主题，是用来为华蓉的思绪伴奏的，是思想的背景乐。树很密集，在错落有致间，各自生长，彼此独立着分享阳光和空气。有时走得久了，华蓉会有点恍惚， 自己也就是树中之一棵。像它们一样，很独立，永不被拥抱。差异也只不过自己是活动着的而已。通常的时候，山上没有人。华蓉还会大声地喊上几嗓：我要坚强呵，我要好好地生活呵。然后下山回家。这差不多成了华蓉自己的仪式。这仪式每进行一次，都能让华蓉开始虚虚的内心重新塌实。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汤显祖《牡丹亭》中被禁锢的贵族小姐千转百回的叹息与悲鸣，余韵流芳。华蓉的情形使人恍若隔世，从中我们联想到杜丽娘、崔莺莺、林黛玉等等深宫大宅里被幽闭的贵族小姐：伤春、葬花、自怨自艾。不同的是，前者是女性在大自然中情欲与情感的自然激扬，后者（女性学者）则在角色认同的重压下，走向了情的死寂。历史的因袭没有“必然”地在时代的前进中湮灭，旧时代的幽灵依然在女性的潜意识中游走。在小说中，大自然是华蓉情感缺失的替代性方案和补偿，许多文学作品与现实生活中的女性都走着这一精神路线。但是，与自然外物物我不分的混沌粘滞状态，并非一个成熟、坚毅、睿智的女性学者的面貌，恰是成长心理学中所谓尚未成熟的小女孩儿的童稚状态。波伏娃认为有些女人一生都可能处于精神或行为的幼年状态。其实，大自然对于华蓉来说并非“家园”，它只是一个美妙甜蜜的避难所、一座坟墓（华蓉在这里埋葬了她的爱情）。在其中华蓉没有发现自我，而是逃避自我，没有走向生活，而是逃避生活。没有生命的飞扬，只有生命的沉寂。她对自然的细密体验并不是她真实的生命体验，而是她在想象中与自然的神秘交感仪式。在那些神秘启示的时刻，她同一个静止的自然无性交欢，繁殖自己虚幻的梦想。“自然性”是女性无法超越自己的“内在性”的屏障。与自然的浑然一体，使她们无法真正地成熟，建立自己的主体性。女性对于大自然的过度沉迷，也使她们远离现实世界，回避社会生活，成为现实社会的陌路人。
四、捡尽寒枝不肯栖
在某种意义上，华蓉的整个生存都似乎是在被动地等待，因为她被束缚于内在性和偶然性的“里比多”之内。长期的独身生活以及单一的学问追求，使她对爱情已经麻木，在感情问题上变得犹犹疑疑、患得患失，陷于繁琐哲学的死胡同中：
渐渐地，华蓉觉得自己已经不会爱了，而且也不喜欢爱了。觉得爱也是一种俗事，觉得不爱虽没有意思，可爱也没有意思；觉得不爱虽然厌倦，可爱也是厌倦的；觉得不爱有些心累，而爱同样心也累着。不爱所有的坏处，爱也都有；反过来爱所有的好处，不爱也有。这样想过，华蓉的心便更是静得不起波澜。连夜深的时候都不起。喧哗的日子就只有擦着华蓉安静的生活边缘往前走。像是风，遇到华蓉就从她两边绕过去了。
这是性别文化对于知识女性情爱世界的剥夺和扭曲。她们的感情生活掺杂着迂腐、繁琐的理性的重负，举步维艰。性爱缺失与身体控制使华蓉的生存陷入了僵局。这是理性与情欲对峙的僵局，其中充满了一触即发的戏剧性。“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正如浮士德，只有凭借恶魔靡非斯特的魔力才得以获救，拯救华蓉，也许也只有援手于心怀叵测的老五。那个偶然错打的电话，以及随之而来的一个个陷阱——由一条神秘的电话线串起的爱情传奇，使华蓉芳心萌动，坠入情网。她热情地屈服于爱情的沉醉，被老五的低级笑话和简单圈套轻而易举地征服。她为爱情缱绻、哭泣、生病，“牵挂老五和被老五牵挂成了华蓉生活中极其重要的内容”。可悲的是，华蓉的爱情没有“相互性”：一是她无法体验真正的完整的爱情，老五只是一个永远都不肯出场的“鬼魅”；二是在这场爱情悲喜剧中，她扮演的只是老五手中的牵线木偶，一个被征服者，一个猎物，一个没有主体性的被动角色；再则，华蓉强烈的角色意识似乎使她不可以无所顾忌地、放纵地去爱，像一个真正的、纯粹的女人一样去爱，通过沉迷于另一个人，达到超越的生存。在爱情中，她只是希望以自己的才情与人格魅力吸引对方，以精神的共鸣而非肉体的欢愉去实践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有距离的爱。她始终不能放下教授、博导的架子，扑进一个与她年龄、地位都有差距的小伙儿的怀抱。谢有顺在其《文学身体学》一文中指出：“如果作家的写作省略了肉体和欲望这一中介，而直奔所谓的文化意义，那这具身体一定是知识和社会学的躯干，而不会是感官学的，这样的作品也就不具有真实的力量。” ⑩华蓉的爱情由于不具有日常生活的肉身性和凡俗性注定了它的虚假、残缺和无望。这是学者的悲剧，更是女性学者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