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简淡超越的文化观照体式
作者：刘克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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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王》发表于一九八四年，当时知青文学和寻根文学思潮方兴未艾，因此不少批评家将其纳入知青题材或寻根题材进行解读。但按照阿城“不入流”的自我表白，《棋王》写知青而不入知青文学之流，我们很难在知青文学的一般性意义上来阐释这篇作品。它所创造的那种若淡若虚的艺术境界，说明知青生活只是作家借用的一种“媒介”，他的创作目的已超越了知青这一社会现象层面，把审美视点提升到人生存在命题的文化哲学层次。再从寻根文学的角度考察，《棋王》文化意识浓厚而不入寻根文学之流。很显然，阿城的心态里流动着与寻根作家相同的文化命题，但它却规避了通过僻野荒原的民风民俗和寓言神话式的审美创造来表现传统文化精神的创作方式，我们无法在寻根文学的一般性意义上来读解这篇作品。从实质上说，作家是把传统文化精神作为一种创作的“底气”，进而透视现时世界的生命意义。当大家都把现代意识、现代精神视为时髦的时候，阿城却独居一隅，选择了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视点，对现代生活类型进行观照，进而创造出了独特的审美客体。
具体说，《棋王》是立足于以庄禅为代表的古典本体论哲学的文化视角，借知青生活这一具体的生命现象为媒介，来探讨特殊年代里的理想人格与人生境界。作品以中国传统文化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内在精神自由的描写，达到了对一个造成物质贫困的痛苦时代的超越，在肯定精神存在的永恒价值的同时，高扬了人的主体精神。作品体现出的是一种自然之道的冲淡之美，恬淡无为和心神玄远的审美感受，从审美创造主体的角度说，《棋王》追求的哲学意识、人生态度与审美情趣暗含一体的表现模式，可谓是古代庄禅美学精神在当代小说创作中的成功再现。
首先，在观照方式上，作品表现出的是一种涤除玄鉴、澄怀味象的审美选择。清除内心先在的概念，使之静洁清明，以便对世界观照得更真实；摒弃内心杂念，以澄澈的心怀体味观赏客观的自然物象，从中得到审美的享受和愉悦。这一命题在实质上体现了老庄的美学观念。讲“澄怀”，作为审美活动中主体的审美心理状态，也就是要做到“涤除玄鉴”，去除一切尘世的俗念，超脱于一切功利得失的考虑之上，保持一种“虚以待物”的心境。说到底，即是古代文论所讲的静观默察的体验方式。因为老庄哲学认为，“象”和“道”是不可分的。老子所谓“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老子》第十六章），就是要求坚守心境的虚静，进而才能认识到自然的必然性。这种观照态度是不为老子所独有的，它是后代哲学家普遍认可的一种观照事物的方式，虽然难以分解出多少科学的成分，而从审美的角度讲，要求尽量把内心既有的、先在的定见排除掉，以澄澈的胸怀来观照外物，却有值得肯定的道理。引申到文学作品的创作上，便是先人推崇的萧条淡泊、闲和严静的艺术人格和心襟气象，以“心远”的体悟方式达到对外物的“真意”之追求，也就是王国维所总结的：“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宋元戏曲考》十二）
阿城的《棋王》正是这种缘之于庄禅精神的“为无为”美学的创造物。由于创作主体的澄怀以观和空灵以悟，使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到作者的观念与主观意念都异乎寻常的淡泊，即创作主体不想把什么定见或意念塞给接受者。换个角度说，读者要在作品里得到某种东西，必须靠静观默察中的体悟。具体说，作家不受主题、观念的干扰，表达出的是一种人生状态，即“我的状态”（《与〈棋王〉作者阿城的对话》，《文艺理论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２期）。其审美建构是以观照人“我”的存在为起点，逐渐深入到自我以外的现象世界。通过对某些现象或生活片断的叙述，然后再返回到“我”，从而完成一个“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作为被动的观者，造成了叙述和表现事件时主观倾向的极端淡化，忧乐和褒贬的情感色彩降到了最低限度。像作品中的“我”，从坐车离开故乡到知青生活点的每一个场面，甚至我们一般认为应为高潮的九局连环大战，叙述起来都没有任何感情上的波澜起伏。其间充分体现出作家所依照的“道”在“象”中的传统哲学意识。“道”无所不在而又不可言说，需要读者在“象”中体验顿悟、静观以察。如果有了先入为主的观念，就会破坏对应物。所以我们看《棋王》的本文叙述方式，借知青生活作叙事之本而又努力把知青运动和文革悲剧的主观定见抛在一边，尽量不受先行观念的牵制，努力从所知、所见开始叙述。这在观照方式上看似乎是被动的，而从体道的角度上说，又蕴涵着创作主体的能动的悟性。目的是引导人们调动内在知觉，由体察到顿悟，从而在不受先行观念的干扰下悟出一种别人达不到的东西。这种被动性和能动性合在一起，也就是老子说的“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三十七章）。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庄禅精神所追求的一种审美境界。
其次，在理解方式上，作品体现出的是一种形神兼具、天人合一的叙事建构。从本质上讲，人们对世界的观照和理解，不可能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而只能是一个从有到结构的把握过程。也就是说，任何一种观照方式都是在观照前就存在的。西方理论家把此视为人的认识的“前结构”，也即主体能动地观察认识世界的条件特征。在审美活动和认识活动中之所以存在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现象，其原因就在于这种先在的文化心理和认知结构的不同。大到一个民族、一个群体，小到一个派别、一个个体，这种文化心理结构都存在着相对的独立性。它是认识的先在条件而又对人的审美过程起到直接的制约作用。所谓“涤除玄鉴”“澄怀味象”，从本质上说绝不意味着人能以绝对空白的心胸去观照事物，而是要求尽量排除现实社会和政治功利性的先在概念的制约性，达到对观照过程中世俗功利杂念的摒除。譬如写知青生活，解除了对知青运动的成见，才能摆脱既定观念的干扰，达到一种人生体验的深层境界。《棋王》即是这样，由于作者对外在世界的叙述不附加过强的主观意念，因而作品在语义层面上显得清静淡然，叙述人似乎只为人们提供了故事或事件，而在主题意识方面表现出一种无为的状态。然而从创作主体的角度说，又决不是创作思想上的消极的无所作为。而是为了追求一种无为无不为的审美效果，故而创造了一种道在象中的审美客体。所以，在作品的语义层面之下，存在着神秘的隐喻层面，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象外之象。读者随着观照者的叙述深入到作品的结构中去体察，即会悟到作品隐喻层面所包含的对人的理解，对世界的理解。
《棋王》对人的理解，体现出的是形神兼备的审美理想。从哲学的高度来说，作品中表现的是身心平衡的传统观念。在故事层面上，本文主要叙述的是“吃”和“弈”。作为小说的基本内容，“吃”写的是身，“弈”写的是心，这两者的关系在本文的第一层表现是“身先而心后”。第一节，作品写“我”在火车上遇到王一生，交谈离开城市到农场插队的目的，就离开了当时的世俗定见而直插生命层次的需要：王一生不是受时代思潮影响去接受再教育，他去农场插队，说到底是为了谋生。因为他没有了父母，中学毕业后又没有工作，在城里混饭吃不容易。在这个叙事层面上的王一生去农场插队主要是为了“吃”。因此作品里关于吃的描写和议论，都显得十分精彩。当知青们认出了王一生，把外边的传言说给他听：“据说你下棋可以不吃饭？”王一生摇摇头，回答他们：“我可不是这样。”“一天不吃饭，棋路都乱。”这说明了王一生所认识的求生的重要性。在后边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王一生特别关心别人如何求生的问题，专门打听一些关于“吃”的细节，以证实他“一天不吃饭，棋路都乱”的理论。请看作品中对王一生“吃”的行为的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