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欲望叙述及历史背谬
作者：温奉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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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倩姑，在当代文学中是独特且富有历史感的一个形象，她比王蒙笔下的其他人物更具有心灵的震撼性和艺术涵括力。欲望之于卢倩姑并没有构成王蒙思考的中心，王蒙描写的着力点是卢倩姑在历史挟裹下的无所适从和对于自我的“无名感”，这也是青狐这一艺术形象之所以“具有构成某种深刻精神现象的可能”。虽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人到中年的她赶上了思想解放的好日子，为人注目、羡慕。但是，就她自身而言，她仍然无法摆脱纠缠伴随了她大半生的莫名的龃龉感，无论是一夜成名，还是后来的红得发紫，都是非她所思所想所愿，而她真正的想法却处处失败，她生活在历史的夹缝中，惶惑莫名、哭笑不得、爱恨交加、心痒难挠。她从“倩姑”变成了“青姑”再变成了“青狐”，在这一变再变中，她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谁了，她已无可避免地陷入了自我丧失的巨大的“焦虑”之中，自我丧失的结果就是对自我身份的深刻怀疑。这既是历史对人的愚弄，也是每一个现代人都无法逃遁的困境。现代人的这种“无足轻重与无权力”的感觉以及由此产生的深切的怀疑感，早在二十世纪初期就被人类所深刻洞察，美国诗人奥登早就曾感叹道，我们生活在一个“焦虑不安的时代”。意大利的皮兰·得娄在他的话剧中，反复出现这样的主题，“我是谁？我有什么证据来证明，我是我自己，而不是我肉体的延续？”弗洛姆指出，“现代工业中普遍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它的垄断性质，势必形成一种感觉无能为力、孤独、焦虑和不安全人格”，“现代人不知道拿自己怎么办，不知道如何有意义地过完这一生”(11)。现代社会的发展，在人的需求日益得到更大满足的同时，人的越来越强烈的“认同的需要”——获得自我身份感的需求，越来越难以有效地满足，人类在一次次的“我是谁”的充满焦虑的诘问中，深刻地咀嚼着因无法获得的个人身份感所带来的失败的经验。《青狐》中的卢倩姑的形象，即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启蒙中国”时代这一人类“失败经验”的又一例证。
启蒙及其幻灭感构成了《青狐》的另一重要主题。在历史上，启蒙永远都是让人充满希望和幻想的，但同时也永远都是一个“神话”。人类并没有在启蒙的主题下真正实现自我的解放和回归，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同样如此。一批最先感知到思想解放的知识分子，却是每一个人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启蒙的话语下，作为个体的人的真实的欲望仍旧被忽视、被遮蔽，这究竟是历史的粗疏，还是人类无法摆脱的背谬？在这部小说中，可以说作者粉碎了历史的同一性品质，也粉碎了启蒙的神圣性光环，人与历史相互解构，相互背叛，相互质疑，这种对历史和启蒙等“宏大叙事”的不信任和疑虑，是王蒙在《青狐》中体现出来的新思考。同时，我认为也是王蒙称《青狐》为“后”季节小说的原因。王蒙的“季节系列”小说无论是“狂欢的季节”还是“失态的季节”，一个潜在的坚定信念就是对未来的期待，认为无论是“狂欢”还是“失态”，都是历史的暂时和非常态，这样就预约了历史的合法性和正义性，也就是说，当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人性、欲望、理想、青春等都会与历史保持一致性，都会在历史的常态中恢复其动人的品性。因此，在“季节系列”中，虽然写了那么多的不忍和残酷，但读者仍旧有理由怀有某种乐观的高昂感和对未来的信任感。但是，到了《青狐》中，所有这些都已经被证明是一个廉价的预期，都是“伪命题”，历史的发展没有提供这种证明，反而走向了反面，个体永远无法摆脱历史的责难和折磨。正如小说中的米其南，在被打击被批评被整肃的时候，在连饭都吃不饱的情况下，“仍然做着高尚的梦”，“追求着渴望着文学，尊敬着每一本铅字印到白纸上的书”，然而现在，“他只剩下了一个嘴巴和一根鸡巴”。钱文，这个在万家墨面的无声时期，尚能鼾声如雷，获得了第二次解放了，却感到心惊肉跳，面对着历史转折所带来的突如其来的命运的转折他感触最深的不是兴奋而是一种莫名的“恍惚”：“恍惚如戏”、“精神恍惚”，有一种按导演的意志行事又不知道导演是谁的感觉，钱文再也不是从前的钱文了，他一再感叹，“人太可怜了，人是随着环境随着历史走的。人其实是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的呀”。历史在与包括米其南、钱文在内的每一个人开着玩笑。这些“年轻的老革命”在新的历史时期，失去了目标、失去了方向、失去了归属，他们的“恍惚”既是历史转折期的特有现象，更是现代人的一种普遍性精神存在。
美国著名的文化学者詹姆森认为：“所有第三世界的本文均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把这些本文当作民族寓言来读”(12)，在一次演讲中又说，“所谓寓言性就是表面的故事总是含有另外一个隐秘的意义，……寓言的意义就是从思想观念的角度重新讲或写一个故事”(13)。如果此说有道理，那么王蒙的《青狐》可能是关于上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最后的“寓言”。我们无法断定在“后季节”之后是否还会有“后后季节”，但是，从“季节”的内在逻辑上讲，“季节”已经结束。如果《青狐》作为“季节”的最后之作，那么王蒙的对于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史的思考和描写将是意味深长的，甚至是悲剧性的。“折腾”（其实是被“折腾”）了一个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至此可以休息一会了。青狐就是他们最后的“自我”。
美籍华人王德威说，“书写即招魂”，难道王蒙真的在为他们那代知识分子“招魂”？我似乎听到了王蒙在《青狐》字里行间的沉重的叹息声。
①转引自杨守森《２０世纪现代、后现代文艺思潮反思》，见陈晓明主编《后现代主义》，河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６１页。
②③⑧《王蒙：作家怎么了》，《南方周末》２００４年１月１５日Ｄ２５版。
④王蒙：《道是词典还是小说》，《读书》１９９７年第１期。
⑤郜元宝：《“说话的精神”及其他——略说“季节系列”》，《当代作家评论》２００３年第５期。
⑥康德：《何谓启蒙》，转引自刘皓明《启蒙的两难》，《读书》１９９５年第３期。
⑦《王蒙：文学期待的是智慧——王蒙父子关于〈青狐〉的对话》，《文汇读书周报》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９日。
⑨罗伯特·肖尔斯：《结构主义与文学》，孙秋秋等译，春风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７月第１版。第２１３页。
⑩弗洛姆：《逃避自由》，《弗洛姆文集》，改革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０３页。
（11）转引自钟良明：《我们能否超越》，《江汉论坛》１９９５年第５期。
（12）弗雷德里克·詹姆森：《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张京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月版，第２３４页。
（13）弗雷德里克·詹姆森：《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１月版，第１３０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