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渔歌入浦深”别解
作者：程亚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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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思索，我觉得刘先生得出的结论同样与诗歌文本前面的描述不符。如前所述，依照文本，抒情诗主人公返归旧林完全是自觉自由的选择，刘先生凭什么说他是被“天下无道”所逼迫才归隐的呢？这涉及到刘先生特殊的阐释目的与方法问题，我们将在下节详述。
三
很可能，像我国绝大多数古代文学阐释研究者一样，刘先生希望通过对这首诗的阐释，赋予它较大的思想深度和历史内涵，使它具有历史过程中的进步思想，成为“优秀的文学遗产”。而在他看来，自觉归隐甚至陶醉其中显然达不到这一目的。但是，文本中又找不到被迫归隐的明显证据。于是，他只能借助于背景批评或称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十分艰难地完成上述任务。所谓背景批评方法就是：分析、理解和评价作品，必须将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以及作家的生活经历等与作品联系起来考察。这也是古已有之的“知人论世”方法。由于通过史传材料和相关历史论著他了解到：“王维早年，原也有过政治抱负，在张九龄任相时，他对现实充满希望。然而，没过多久，张九龄罢相贬官，朝政大权落到奸相李林甫手中，忠贞正直之士一个个受到排斥、打击，政治局面日趋黑暗，王维的理想随之破灭。”而王维又爱恋隐居生活，所以，他认为，王维这首“晚年”之作，表现的一定是“天下无道则隐”的思想和情感。他不像我，就文本论文本，认为诗中之我亦即抒情诗主人公是自愿归隐的，而是在肯定诗中之我就是王维的基础上，从诗的第一句起就读出了“奥妙”：“这首诗，一上来就说，自己人到晚年，惟好清静，对什么事情都漠不关心了。乍一看，生活态度消极之至，但这是表面现象。”正因为是“表面现象”，王维说的任何话都值得“推求”：“仔细推求起来，这‘惟好静’的‘惟’字大有文章。是确实‘只’好静呢？还是‘动’不了才‘只得’好静呢？既云‘晚年’，那么中年呢？早年呢？为什么到了晚年变得‘惟好静’起来呢？”如此追问、逼问或者说审问，说明刘先生对王维诗句的字面意义极不信任，认为它们背后一定隐藏着秘密。但这些问题，在文本中根本找不到答案。好在刘先生事先已掌握了王维生平、所处时代等背景知识，将它们与这首诗联系起来，便为他提出上述问题提供了基础，寻找答案提供了线索。自然，一联系背景材料，我们就会明白，王维只有到了“晚年”才不得不“惟好静”，因为贤相已去，奸臣当道，他已经“动”不了了。同样依据这些材料，刘先生还发现，“三、四两句，透露了个中消息”。什么消息呢？“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既不愿意同流合污，又感到自己无能为力，‘自顾无长策’就是他思想上矛盾、苦闷的反映。他表面上说自己无能，骨子里隐含着牢骚”。而“空知返旧林”的“空”字，含有“徒然”的意思，又说明“理想落空，归隐何益？然而不得不如此”。于是，被迫归隐的理由就成立了。接下来，即使王维肯定、赞赏“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这种隐逸生活并富有闲情逸致，也被解释成为“是他在苦闷之中追求精神解脱的一种表现”。这样，王维持“天下无道则隐”穷通观也就合情合理。这就是用非常方法达到特殊目的的例子，也是特殊地运用背景批评的例子。在一般情况下，运用背景批评方法的阐释者研究者，是在了解文本的内容和形式特点后，再到作者经历、时代背景中去找相关因素，视它们为文本产生的原因，然后再说后者决定了前者。这虽然有点倒因为果的嫌疑，但不妨碍人们对文本的正常理解。刘先生的阐释与此不同。他是用背景知识去规定文本应有的内容和意义（原因当然在于文本原有的内容和意义不合阐释者之意）。如果在文本字面上找不到这些内容和意义，那么，就得到字面下去找。于是，他视字面意义为“表面现象”，深入“推求”，不断设问、追问、逼问或者说审问，一直到达到既定目的为止。因此，他能将字面上的自觉归隐阐释成被迫归隐，也能将字面上的肯定、赞赏之情阐释成苦闷的象征。这可以说是特殊的背景批评方法。当然，一般人是读不出这层意思的。也许，这就是所谓阐释“深层意蕴”？而能够发掘出“深层意蕴”，正是有学问的阐释者研究者的专利和存在价值？
不过，我对这种阐释既心存感激，也有点害怕和失望。感激的是刘先生充满善意地利用背景资料将王维塑造成了黑暗政治中的忠贞正直之士，使那些对表现“消极”生活态度的文学作品保持高度警惕，持批判、抵制态度的读者在接纳这位大诗人和他的诗时没有政治、心理上的障碍。害怕的是如果当年李林甫或其党羽也这么解读，王维恐怕要遭殃。“天下无道”，这岂不是恶毒攻击当时圣上？定下了这个基调，“自顾无长策”中的“长策”也值得“推求”：它究竟指什么？造反吗？刺杀圣上和当政权臣吗？王维不是被罢免的张九龄的死党吗？不是写过“意气廉将身命酬”这类诗句，歌颂过“屠肆鼓刀人”（《夷门歌》）这类人物吗？“推求”下去，可不得了。后来，北宋神宗时代的副相王珪对苏轼《王复秀才所居双桧》诗中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也就是这么“推求”的。他对宋神宗说：“陛下飞龙在天，而轼求之地下蛰龙，其不臣如此！”欲置苏轼于死地（参见《庚溪诗话》）。这就令人恐怖了。失望的则是，依照刘先生的阐释，王维这首诗本应写成这个样：“晚年非好静，万事总关心。抗恶无长策，含悲返旧林。迎风聊解带，对月且弹琴。君问穷通理，沧浪曲意深。”并自注：“沧浪曲取《楚辞·渔父》王逸注解之意。”至少，读者心里应该将它翻译成这个样子。但钱锺书先生说过，诗与“取譬明理”的说理作品的本质区别是诗中的形象和语言二者紧密结合，不可改变，如果“变象易言，是别为一诗甚且非诗矣”（参见《管锥编》第１２页，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版）。这样一来，刘先生所做的工作岂不是在摧毁一首好诗，重构一首劣诗或“非诗”？这难道是阐释的目的？
而且，我们同样可以利用背景资料为王维辩护，证明他这首诗并非暗示“天下无道”。首先，诚如刘先生所说：“在李林甫当政时，王维并未受到迫害，实际上还升了官。”更具体地说，是从八品上升到了从五品上（见陈贻焮先生《王维诗选》后记）。这使他曾得意地说：“累官非不试。”（《赠从弟司库员外絿》）第二，他曾写过《和仆射晋公扈从温汤》诗，歌颂李林甫的政绩：“上宰无为化，明时太古同。”为自己能追随、陪同李林甫而感激不已：“长吟吉甫颂，朝夕仰清风。”他怎么会认为李林甫当政时已“天下无道”？第三，他的诗集中，既有表现怀才不遇、反对权贵、不满现实等思想情感的诗和慕隐、思隐的诗，又有大量赞美现实、歌功颂德的应制诗和应酬权贵诗，在许多诗作永远也无法确定创作年代甚至时期的情况下，谁敢说前者全都写于李林甫当政时代，后者全都写于非李林甫当政时代，并因此推定他在李林甫当政时代已深感“天下无道”？同时，即使这首诗作于安史之乱之后，他虽因曾任伪职而获罪，也从无“天下无道”之感。一是他在被安禄山拘禁时有过“百官何时再朝天”的信念（《菩提寺禁……私成口号诵示裴迪》），二是他被肃宗赦免时感激涕零地称颂过皇帝“日比皇明犹自暗，天齐圣寿未云多”（《既蒙宥罪旋复拜官伏感圣恩……》），三是他后来又获提拔，官至尚书右丞。这样一个人，怎么会以“天下无道”来恶攻圣上？何况，按照陈贻焮先生在《王维诗选》后记中的研究，王维从李林甫执政时期开始，一直到死，从来没有“正式挂冠归隐过”，只是“一面作官一面隐居”。这说明，他从未彻底贯彻“天下无道则隐”原则，也证明，他没有或至少没有明确坚定的“天下无道”思想。以上完全可以成立的反证意味着，同样利用背景资料，我们既可以认为王维有“天下无道”之思，又可以认为他从无“天下无道”之想。背景资料的择取和对其性质的概括，大有奥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