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尘沙第一佳趣”
作者：王 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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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经济”“黄金周”“带薪休假”等一系列关于休闲活动的新概念正在创造一种现代人的生活观念。同时也帮助人们从快节奏生活中获得一种精神的释放与宣泄。这无疑更突显出休闲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
目前，西方许多国家全年各类假日累计早已超过一百五十天。西方文化重视休闲，并非始于现代。但是真正把休闲提高到学术层面上加以研究，则不过是近一百余年的事。所谓现代休闲学，可以说是一门新兴的前沿学科。它包括了对人的休闲行为、休闲方式、休闲需求，乃至各种有关休闲观念、心理、动机等诸多因素的考察，同时也借鉴和采用了社会学、经济学、哲学、人类学、文化学的多学科成果，从而形成了诸如休闲社会学、休闲经济学和休闲文化、心理以及美学观念的多重研究成果。云南人民出版社一气推出了一套系列丛书，包括托马斯·古德尔等著《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杰弗瑞·戈比《你生命中的休闲》等重要经典著作的译本。为我们认识和了解这个新兴学派的基本情况提供了一个便捷的途径。
现代休闲学的理论核心是将享受人生当作自我生活的一个部分。针对主流社会对物质享受的过分关注，而提倡享受精神自由；为生活节奏过于紧张所累而提倡享受生活的那份悠闲与自得，这不但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可以改变他们对生命、对自然的态度。休闲被看作是人的生命中一种不可或缺的状态，是“成为人”的一个过程。这恰好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了欧洲文明形成的秘密。目前关于“休闲”的定义虽然有各家各派的不同看法，但归纳下来，大体总是与以下四大因素有关：１?郾时间，２?郾活动，３?郾生存方式，４?郾心态。其中心态的作用显然最为重要。因此，杰弗瑞·戈比就以“从外界获得自由”（ｆｒｅｅｄｏｍ ｆｒｏｍ）到“自由地发挥”（ｆｒｅｅｄｏｍ ｔｏ）（引自杰弗瑞·戈比《你生命中的休闲》，第３页，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的两个方面来说明休闲的意义，即前者从外界获得身心的自由，后者则是在前者的基础上，更大限度地获得的自我创造和自我实现的自由。两者结合构成了休闲理论的大体轮廓。
中国也有自己的休闲理论与实践，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学说都曾有过不少的议论，历代也不乏承传与宏扬之人。休闲理论的核心是精神的自由，完全超越了以生存需要为目的的各种物质、实践、伦理、知识等领域，进入了一种休闲的状态。“自由”一词，曾经响彻整个欧洲走出中世纪的历史进程，并成为近代个性解放的精神核心。在西方文化的概念中，它往往与理性、权利、自律等政治学、社会学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可在最初引入中国时，一时竟寻觅不到可以与之相当的词汇，严复最初将其译为“自繇”。后来有人认为，中国只有“无人而不自得”的“自得”一词似乎才与之相当（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在中文的语境中，虽然不可能找到完全与西方“自由”的本义相一致的概念，尤其是在东方，与自由相近表述，似乎还更多地与人的感性存在联系在一起。但就其精神实质而言，还是有着很多相通之处，比如，晚明文人使用频率较高的“自在”一词就与之略相近。“自在”源于释典（参见《佛学大词典》“自在”条），所谓“进退无碍，谓之自在”，“心离烦恼之系缚，通达无碍”等等，一句话，就是要“脱粘去缚”而“无挂无碍”。这几乎可以说是晚明文人最具代表性的解脱精神的内核。袁宏道念念不忘要“作世间大自在人”（《与龚惟长先生》）。袁中道曾经在他为《庄子》作疏解的《导庄》一书中，就径自认为“自在者，自由也”。看来受老庄哲学影响，后人常以“自在”、“自适”来表达身心自由的休闲心态：它可以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潜）的自在与自足；可以是“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诸葛亮）的宁静与淡远；也可以是“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孟浩然）的悠闲与自得；或者是“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黄庭坚）的洒脱与轻松，总之，是人与宇宙万物的浑然一体，进入物我两忘的静谧宁静的休闲心境。其实这也是晚明小品中最常见的主题，恰好可以为晚明文学与文化研究提供一个绝好的参照系。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围绕小品展开的讨论，将“休闲”理念与这种文体联系起来了。当时学术界不少学者（如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等）就曾将晚明小品径直称作“闲适小品”。虽然受到鲁迅先生的批评，认为这样的看法有以偏概全之嫌，特别又是在国难当头之际，就更加要不得。因此，鲁迅当时的意见十分中肯。其实这并不意味着鲁迅否定“闲适”作为晚明小品的基本特色，他不过是提醒大家注意到“闲适”并不是小品文的全部，其背后还有着牢骚、不平、愤懑乃至反抗。小品文当然也可以成为匕首与投枪，或者发挥其他作用，但毕竟不是晚明小品的主流。晚明小品的主流特征是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有意无意地提倡和宣扬一种休闲的艺术与艺术的休闲方式。尽管其中包含了许多封建大夫的及时行乐、奢糜淫纵的思想糟粕，但也确实具有表达自由意志和精神反叛的意义，应该说是当时个性解放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与现代休闲理论的表述，所谓“从外界获得自由”（ｆｒｅｅｄｏｍ ｆｒｏｍ）到“自由地发挥”（ｆｒｅｅｄｏｍ ｔｏ），恰好有着殊途同归，异曲同工之妙。
晚明小品的创作与休闲人生确乎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这无论从小品创作实践本身来看，还是从小品创作内容上来看都是符合实际的。可以说没有休闲心态，就没有小品文的存在。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闲适成了小品文体的质的规定性。比如谈及此类小品，大家都乐于征引厨川白村先生（１８８０－１９２３）的一段话来说明小品文的特征：
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上，倘在夏天，便披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些话照样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Ｅｓｓａｙ。
读这段文字让人感到论者并不只是在讨论一种文体，而是在浓浓的休闲生活氛围中去体会小品的艺术本质。看来，闲情与闲话，是小品的基本构成。前者是小品构成的基础，后者是小品表现的中心内容。因此，从晚明闵景行《闲情小品》到清初李渔《闲情偶寄》无不将“闲”字看作名士风流的前提，比如陈继儒说：“我辈光阴有限，越闲越见清高。”这多少道出了晚明小品贵在自得，意在自娱的精神实质，其实我们也不妨将其看作是晚明文人出于休闲目的的一道“文化快餐”。它既与“舂容大篇”相对立，也与佛经中的所谓大品、小品的区别了无关涉（尽管许多小品中不乏宣讲佛、禅思想的内容）。如果一定要它具有所谓的“千秋之志”，则无疑是缘木求鱼。晚明到清代许多文人批评小品文的出发点大多是以“千秋之志”为标准的，自然不免圆凿方枘，无的放矢了。其实晚明小品文真正要全面体现“闲适”的目的和功能，也决非易事（后人对晚明小品的内容单调、失之过滥、格调不高的批评十分中肯，道理就在于此）。应该说晚明小品是顺应时势的一种创造。
细检晚明小品围绕“闲适”展开的话题，其实也与现代休闲学理论十分相近。大体涉及，诸如休闲与人生、人品、才艺、学识等方面的关系，还有休闲与社会、经济，休闲与自我保健、健身活动，与各种艺术与玩好赏鉴之间的联系以及与此相关的山水胜地的民风、民俗的描述与江南旅游风气与民生的关系等等。当然还有更多的是从自己人生心路历程出发，表达对官场、科举乃至于理学思想的某种厌倦之情；或是渴望心态自然与身心健康的人生；或是摆脱帖括应制的束缚，获得性灵的自由舒展等，更为突出的是晚明文人还由此形成了一种风格独具的写作方式，以至于当时文人可以凭借尺牍、游记、序跋、日记等多种文体自由挥洒。竟然最终造就了晚明文学中的一大亮点。今天看来，尽管晚明文人的休闲动机和方式各有不同，甚至对休闲的理解与现代休闲理论也不尽相同，但其中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市民阶层的早期休闲思想和休闲方式的特点，不妨将其看作一段早期休闲文化思想的近代萌芽阶段。比如，晚明文人田艺衡曾对“闲”与“忙”二字作过一番颇富情趣的疏解：“闲之为义，或曰月到门庭前，方是闲也。”（闲字繁体为“閒”）而“忙，从心从亡。忘，亦从心从亡。但有傍正之同耳”（《留青日札》卷十五，下同）。换言之，“忙”字之所以不同于“忘”字，则正在于“心”之偏正，“人心健忘者则忙矣”。有心而偏，忘却了人之生存本义，如果“忙”于众人之所当闲之事的话，则人的生活也就失去了意义。故而陈继儒则一语道破：“清福上帝所吝，而习忙可以消福。”（《小窗幽记》卷一）袁宏道曾如此慨叹：“铁城焰里热忙身，几人能掷头上巾。”张潮如此赞叹“闲”者——“天下之乐孰大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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