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尘沙第一佳趣”

作者：王　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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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莫乐于闲，非无所事事之谓也，闲则能读书，闲则能游名胜，闲则能交益友，闲则能饮酒，闲则能著书，天下之乐孰大于是。
　　
　　忙世人所闲，闲世人所忙。是晚明文人走向内心生活，摆脱世俗烦扰的一种生存方式。因此具有双重意义。休闲在满足内心生活需要的同时，也成为晚明文人自觉不自觉举起的一面反世俗的旗帜。从这个意义上说，华淑《闲情小品序》不啻是一篇对“休闲”的礼赞：“夫闲，清福也，上帝所惜吝，而世俗之所避也。一吝焉而一避焉，所以能闲者绝少。”因为晚明小品是与“高文大册”不同的一个“另类”：
　　
　　长夏草庐，随兴抽检，得古人佳言韵事，复随意摘录，适意而止，聊以伴我闲日，命曰：“闲情”，非经，非史，非子，非集，自成一种闲书而已。然而庄语足以警世，旷语足以空世，寓言足以玩世，淡言足以醒世。而世无有醒者，必曰此闲书不宜读而已。人之避闲也，如是哉！然而吾自成其非经、非史、非子、非集之闲书而已。
　　
　　闲与忙，恰好像是一道分水岭，检验着文人在面临人生各种矛盾，诸如进退、义利、富贵、生死、雅俗中的自我抉择，死不足畏，贫不足困，利不足惜，惟俗不堪耐。“寻诗问酒，灌卉调禽”，所谓冷眼向洋看世界，具备了新的视角和心胸。主体意识决定了休闲文体的诞生。比如著述出于谋生，本是一种脑力劳动，但有时它却成了自我消遣的活动。由于高参与度带来的高度愉悦感，行为者投入越深便越能从中发现自我。以艺术休闲化的态度去面对生活，便赋予了写作以新的意义。明代宋之桢曾就写作态度作过一番对较：
　　
　　近见当路诸公，以索瘢为报复，以追捕为连章。胞膜排挤，奸良反复，惜在名则坏其平生，惜在官则斩其株类。人各有心，道路唯目，又何如不佞露帻披襟，箕踞趺坐。耳不闻群诽，目不亲朝报，手一编，花数本，偃仰栖迟者之自愉快也。（宋之桢：《柬王赤江》《尺牍新钞》卷十一， 岳麓书社，１９８６年版）
　　
　　如此看来，晚明小品既是休闲的产物，也是休闲心态的范本。这种自娱与休闲的关系，的确真实反映了晚明小品作为心态文学的范本意义。很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晚明文人对其他各类技艺的所谓“癖”“痴”“嗜”“怪”的追求，其实也都不再是一种简单个人爱好，相反都成了一种内心自由的表达。如果说“闲散自在”是小品文的本来面目，那么，文之笔调与人之格调也就都在其中了。身之闲与心之游于程朱理学之外，从中我们不难发现晚明小品中所具有新鲜的市民阶层的思想印记。自由既是艺术的本质，也是人的本质所在。艺术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与人的休闲心态本身就有着天然联系，惟其如此，东、西方的艺术理论都有着关于艺术追求与游戏之间的关系的探讨，休闲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自然向人生成”（康德《判断力批判》）的一个有效的途径。通过身心休闲获得了精神自由的空间。小品文自然也就不会有超出自身之外的任何目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小品文的产生与发展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需求，与社会的文明程度密切相关。当年郁达夫就曾设想过：
　　
　　我只觉得现在的中国，小品文还不算流行，所以将来若到了国民经济充裕，社会政治澄清，一般教育进步的时候，恐怕小品文的产量还要增加，功效还要扩大。（郁达夫：《小品文杂感》，１９３５年２月，引自李宁《小品文艺术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今天小品文的流行和读者群的扩大，似乎有点印证了郁达夫先生当年的预言。“文化的真实存在依赖于休闲。”（转引自托马斯·古德尔等著《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第７０页）在文学逐步边缘化的今天，其实也可以认为文学成为多数人的话语权力的今天，由于生活节奏加快，工作压力增大，人们需要阅读有利于心理调适、放松的快意文字，喜欢阅读兴味无穷而又简洁含蓄的文字，这一趋势无疑使休闲文体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晚明小品重新引起现代人的关注，决非偶然。悉心体会晚明小品中的那份闲情逸致，无疑会有助于我们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找到一方安足静定的清凉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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