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诗到元和体变新
作者：康怀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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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长恨歌》卒章显“恨”，令后世研究者探求不已，由此而引起的“主题争议”也见仁见智。笔者认为，“在白居易的《长恨歌》中，既有男女风情的寄托，也有感伤世事的同情，是寄托和同情所编织起来的对悲剧人物的讽怨。”①
其实，白居易写于元和十年的《与元九书》正可当作解开“此恨绵绵无绝期”之“恨”的钥匙。《与元九书》是白居易人生哲学和诗学理论的完整表达，他站在“志在兼济，行在独善”的立场，从肯定儒家“美刺”批评标准出发，强调《诗经》六义对“讽谕诗”创作的指导作用，明确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原则，与《新乐府序》所主张的“为君、为臣、为民、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相呼应，不啻吹响了“诗到元和体变新”的强劲号角。但是，白居易在表达他的诗学理论的时候，明显地陷入了对自己作品评骘与实际社会效果相矛盾的二难选择中：
他写道：“日者，又闻亲友间说，礼、吏部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的。其余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仆恧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复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虫小技，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尔。”在这里，主观评判与作品反响发生严重分离。白居易详实地列举了《长恨歌》的社会影响和社会效果，说明“今时俗所重”在此，他自己却觉得那只是“雕虫小技”，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
他又写道，“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知仆之道焉。其余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今铨次之间，未能删去，他时有为我编集斯文者，略之可也。”在这里，白居易坦言自己追求的“志在兼济，行在独善”的诗学之道，宣布“平生所尚者”就是“讽谕诗”和“闲适诗”，郑重表示：如果将来有人替我编辑诗文，就把那些“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的作品略去算了。褒贬态度，泾渭分明。
他还写道，“夫贵耳贱目，荣古陋今，人之大情也。仆不能远征古旧，如近岁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然当苏州在时，人亦未甚爱重，必待身后，然后人贵之。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与《长恨歌》以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至于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淡而词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在这里，白居易承认“时之所重，仆之所轻”的主观评判和作品反响的矛盾是现实存在的，再次说明“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与《长恨歌》以下”。并对“宜人之不爱”的“讽谕诗”和“闲适诗”作了解释：前者意思激切，言语质直，后者意思简淡，文辞迂缓；质直而且迂缓，人们不喜爱也是应该的了。但是，他又以韦苏州为例，似乎把人们对“讽谕诗”和“闲适诗”“未甚爱重”的改变，寄希望于“必待身后，然后人贵之”。
从以上所引不难看出，《长恨歌》问世以来产生的为“时俗所重”“人所爱者”的大众回应，白居易也许始料未及，而作品本身对创作理论的突破也是文学发展过程中常有的事情。白居易将新题乐府定名为新乐府，内容以写时事寄讽谕为主，形式以杂言歌行为主，力图达到“补察时政”的目的。他进而要求这类“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作品要做到：“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新乐府序》）富有理性的现实主义精神在白居易的新乐府诗中得到充分体现，对于反映民生疾苦、针砭时弊、揭露黑暗、警示朝政的确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题材和体制的单一，既阻碍着他诗歌天地的新开拓，也限制了他诗歌批评的新视野，“杂律与《长恨歌》以下”，因为“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所以才为“时俗所重”“人所爱者”。这是创作实践对创作理论的重大突破，“诗到元和体变新”未尝就没有包含这样的重大突破。《长恨歌》无疑是一部优秀的作品，诚如歌德所言，“优秀的作品无论你怎样探测它，都是探不到底的。”这也许正是《长恨歌》主题争议的“名篇效应”，然而倘若用夫子自道的《与元九书》这把钥匙来打开“长恨”之“恨”这把锁，我想这样的探测总不会劳而无功。那么，白居易说的“时俗所重”“人所爱者”究竟指的是什么？看他的叙述显然是“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的“杂律与《长恨歌》”了。原来，“时俗所重”“人所爱者”全在一个“恨”字。白居易“释恨”，“时俗”和士庶、僧徒、孀妇、处女、倡妓爱“恨”重“恨”，“恨”便带着广延的社会性被作者典型化为艺术品了。
事实上，《长恨歌》的着眼点恰恰就在这个“恨”字上：“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唐宋诗醇》的作者评曰：“结处点清长恨，为一诗结穴，戛然而止，全势已足，更不必另作收束。”此“恨”谓何？瞿佑《归田诗话》似有所悟：“乐天《长恨歌》凡一百二十句，读者不厌其长；元微之《行宫诗》四句，读者不觉其短，文章之妙也。”元诗云：“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二十字中，内涵丰盈，以情致见长，特别是“闲坐说玄宗”一句，容纳了无尽的历史沧桑、时代变迁和人世感伤，其中多有贵妃入宫、安史之乱、马嵬兵变、玄宗幸蜀和孤处西宫等等不堪回首的悲戚往事。所以，着一“说”字，是不无忆旧、痛惜和伤感、缺憾之“恨”的。皇家宫廷尚且如此，民间的传闻和演绎可想而知。这是《长恨歌》得以广为流传而达到“时俗所重”“人之所爱”以至于“童子解吟长恨曲”的社会基础和心理机制。黑格尔说过，“每种艺术作品都属于它的时代和它的民族，各有特殊环境，依从于特殊的历史和其他的观念和目的。”（《美学·序言》）《长恨歌》正当作如是观。
元、白生活的时代，世人的观念和文学的精神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醉态盛唐”不复再现，雄宏气象已成昔日，盛世豪情一去不返，诗歌中的浪漫激情、狂狷进取、尚侠任武被哀怨冷寂、空漠感伤、男女风情所代替，“诗到元和体变新”成为不可回转的趋势。元、白倡导的新乐府，固然标志着“体变新”形成，而“时俗所重”“人之所爱”的社会需求和社会认可则是促使“体变新”的根本推动力。罗根泽先生曾经深刻地指出：“文学的内在本质要变，但向哪里变，变成什么样子，都不决定于内在的文学本质，而决定于外在的社会需求。”“文学是社会的产物，社会的需要随时不同，文学的供给自然也随时变易。”②中唐，文学的变易，以商业发展、都市繁荣和市民崛起为背景，在世俗化的道路上迈出了通俗尚实的大步子。其领军人物非元、白莫属。赵翼《瓯北诗话》卷四：“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韩、孟雄奇怪警，元、白通俗尚实，两大诗派，都旨在创新，完成了不同诗风的铸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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