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诗到元和体变新
作者：康怀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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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尚实之风，远绍国风、汉魏乐府民歌，近接杜甫自拟新题乐府，是元、白对诗圣“直道当时语”的强烈呼应。因为“乐天之作，乃以改良当日民间口头流行之俗曲为职志”③，影响到元和以后诗章便“学浅切于白居易”（李肇《国史补·叙时文所尚》）。例如，元稹写于元和十三年（８１８）的《连昌宫词》，就是“实深受白乐天、陈鸿《长恨歌》及《传》之影响，合并融化唐代小说之史才诗笔议论为一体而成”④的，这种史实传闻糅合，想象虚构结体，人物事件“拉郎配”的描写，正是“诗到元和体变新”连动趋向的力证，而白居易作于元和四年改定于元和七年的《新乐府》五十首则是标志“体变新”的鲜亮界碑。尽管白居易笔下多以反映民生疾苦、揭露当朝弊政、鞭挞权贵丑恶为能事，但是“ 愍怨旷”的《上阳白发人》所描写的白头宫女因被嫉妒“潜配上阳宫”的寂寞生活颇与《长恨歌》玄宗思念贵妃相似。新变诗体不只是形式的外包装，更重要的是内容的新变种。随着传奇小说的长足发展，以故事性、抒情性而泄导人情的长篇叙事诗堂堂皇皇地登上诗坛。对此，白居易也不是没有心领神会，他在《编集拙诗一十五卷引题卷末戏赠元九李十二》诗中总结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明确宣布《长恨歌》是描写李杨“风情”故事的作品，市民意识的潜移默化显而易见。“市民意识的特点是，沉湎于俗世生活，追求享乐，追求情爱，率真地面对现实人生的苦乐悲欢。他们毕竟生活在大传统之中，所以不可避免地接受着正统文化的影响；同时，他们所形成的小传统也对正统文化形成了冲击的力量，并局部地影响到了士大夫的生活趣味和文学精神。受市民文化影响的士大夫能够从沉重的思想背负中超拔出来，把自己放置在普通民众的位置上，不惮于在文学创作中表现与市民阶层趋同的生活观念和审美趣味，使文学呈现出浓郁的世俗色彩，从而带动了唐代文学精神的发展变化。”⑤白居易在这方面的贡献功不可没。
当然，《与元九书》中的矛盾我们最多只能当作作者文学主张的某些局限来理解，苛求是不现实的；讽谕精神经过理性化处理，对儒家诗学既是继承，又是超越，与其人生哲学完全合拍，这不能不说是白居易的情有独钟；不过，这个矛盾的表达恰好为《长恨歌》之“恨”做了最具说服力的注脚，所以，透析这个矛盾，倒让我们能从别一角度探测那“恨”所蕴含的世俗情感。世俗情感是普通人的情感，有浓厚的享乐意识和情爱意识。中唐以后，关于李、杨爱情的世俗化的话题，在诗人的创作中不绝如缕，人们心目里的李隆基已不是荒淫昏聩的误国之君，而是值得同情和惋惜的情种；杨贵妃也不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祸水女人，而是令人感伤的不幸弱者。他们的风情韵事具有“普通人”的意义，不免带有几多缺憾和美中不足而成为飘逝的绝唱。许多题有“马嵬”二字的诗歌之所以深深地打上了忆旧、痛惜和伤感、缺憾的烙印，无不受到《长恨歌》的文学精神濡染。像白居易一样，诗人们并不在意李、杨爱情的具体背景、详细情节和全部经过，而是着力表现他们的无穷无尽的遗恨、悔恨、憾恨和作者自己的追思、同情、伤感之情，即程千帆先生曾经说过的：《长恨歌》“叙事状物求实而又不拘泥于实，在流丽的描写中寓有隽永的情味”⑥。就是嗣后出现的“作意好奇”“昼宴夜话，各征其异说”“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究在文采与意想”的唐传奇、小说，《长恨歌》的影响恐怕也不可低估。它是一个标志，是一道风景，“诗到元和体变新”在那首长篇叙事和抒情诗里得到了最本质的印证，虽然白居易当时还没有完全认识到。
①康怀远．白居易之“恨”求解[Ｊ]．太原：名作欣赏，２００５，（４）．
②陈平原．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罗根泽在三大学术领域的开拓[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③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新乐府[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
④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新乐府[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
⑤孙学堂．中国文学精神·唐代卷[Ｍ]．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
⑥程千帆．程千帆全集第十二卷[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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