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身体消费的文化隐喻
作者：蒋济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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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大陆流行的“身体写作”思潮颇受非议。有的认为作者过分夸大了生理欲望，充斥了享乐主义，沦为出卖色相和隐私的商业炒作。有人从“身体写作”这一概念去咬文嚼字地加以否定，指出尽管身体是心和手的载体，写作就是手和心的活动，但“身体写作”这一概念过于笼统、暧昧含混。有人从貌似“男女平等”的大义出发，指出“身体写作”作家在张扬自己的个性同时，因为毫无保留地暴露女性的隐私、性爱世界，恰恰将自己置于“被看”地位，满足了男性的“窥视欲望”，这等于主动送上门去掉入了男权逻辑早已设下的色情陷阱。①还有的人说，写身体、性本无可厚非，关键是身体写作者们的态度不正确，她们采取“玩赏”的态度去铺陈吃喝睡性交等，其对待男女两性的性别偏见依然是传统的②等等，学界对“身体写作”这一股思潮基本上采取否定态度。
当然，也有对这类写作持肯定态度的。如批评家吴炫也就作家卫慧的作品发表了这样的积极评价：“卫慧的写作意义在哪里？我想她的意义首先不在于文本的意义、文学的意义。她的意义在于文化上反对传统道德的写作，是一种消解和挑战传统道德的冲动，所以她的写作肯定会让在传统道德中生活的人不舒服。这个冲动使她的小说显得非常任意、任性。”③还有的指出其过分放纵女性欲望等缺陷的同时，又指出“身体写作”突破了男性中心文化的禁锢，是“女性肢体话语的自由表达”。④然而，不管是否定还是肯定，都只看到了“身体写作”的表面现象：身体、性与道德、商业炒作的关系，并没有深入这类作家作品所蕴涵的深刻的文化意义。本文以卫慧《上海宝贝》为例子，对作品“身体的文化隐喻”作深层的文化解读，以回应当前批评界对“身体写作”的某些误解。
众所周知，新时期的文化喧嚣中有几次是与带性的身体有关。第一次是张贤亮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出现，第二次是贾平凹的《废都》流行，第三次是卫慧的《上海宝贝》冲击波。前两次突出的是男人的身体与性，而这一次突出的是女人的身体与性。当然，卫慧之前也有过一批女作家的女性主义叙事，但都没有像《上海宝贝》那样冲击全国上下，那么这次女性身体和性的崛起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美国社会学家约翰·奥尼尔在《身体形态》（春风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一书中，将“现代社会的身体”分为五种，即世界身体、社会身体、政治身体、消费身体和医学身体。卫慧的《上海宝贝》的身体写作已进入了“消费身体”的写作。
什么是消费身体呢？奥尼尔指出：“身体是民主社会里的商业美学（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所利用的一种资源。”⑤从购物消费到休闲健美，从追求舒适、速度的时尚（如买汽车，坐飞机）到性革命所带来的女性对自己身体支配的自由，都表明了工业时代的身体消费不同于传统的仅仅为了维持工具性的身体存在的消费。卫慧笔下的倪可和天天首先超越了维持生存的消费身体，进入了一种“商业美学的消费身体”。他们靠天天的母亲从遥远的西班牙寄来丰厚的钱，过着无需劳作的优裕生活。他们住在摩登的都市，乘坐的是快捷舒适的汽车、飞机，出入于咖啡馆、宾馆、画廊，悠游于上海滩、北京、海滨浴场和天涯海角（海南），享受的是无性爱的爱情（倪可与天天）和异国风情的“性高潮”（倪可与马克）……所有这一些都打上了一种新的布尔乔亚（ｎｅｗ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的浪漫、舒适、多情而美丽的生活情调。无疑地，它为我们这个讲究享乐、“一切向钱看”的商业社会提供了一幅令人艳羡的快乐图景。于是人们趋之若鹜，纷纷购买《上海宝贝》，或克隆出类似的《北京宝贝》《广州宝贝》，以便在精神上首先得到虚幻的满足。
这是一个物欲逐渐高涨而物质财富相对贫乏的社会，有钱的人桑拿按摩、卡拉ＯＫ舞会、体验异国风情，直接可以进入“身体消费”；没有钱的人只能在文化图像上领略“身体消费”的乐趣。作为新人类的作家卫慧，敏锐地直觉到这样的社会需求：
我的本能告诉我，应该写一写世纪末的上海，这座寻欢作乐的城市，它泛起的快乐泡沫，它滋长出来的新人类，还有弥漫在街头巷尾的凡俗、伤感而神秘的情调。这是座独一无二的东方城市，从三十年代起就延续着中西互相交合、衍变的文化，现在又进入了第二波西化浪潮。天天曾用一个英文单词“ｐｏｓｔ—ｃｏｌｔｏ-ｎｉａｌ”（后殖民）来加以形容，绿蒂咖啡店里那些操着各国语言的客人总是让我想起大兴辞藻华丽之风的旧式沙龙，时空交移，恍若一次次跨国旅行。（第三章）
新人类进入寻欢作乐、凡俗、伤感和神秘情调的“身体消费”，其身后的文化背景是：中西相互交合、咖啡、沙龙、殖民。于是，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就成了欲望的象征：“黄浦江两岸的灯火楼影，特别是有亚洲第一塔之称的东方明珠塔，长长的钢柱像阴茎直刺云霄，是这城市生殖崇拜的一个明证。轮船、水波、黑的草地、刺眼的霓虹、惊人的建筑，这种植根于物质文明基础上的繁华只是城市用以自我陶醉的催情剂。”（第二章）上海作为东方被文化殖民的象征，在西方人眼里的东方：
三十年代的霞飞路如今的淮海路，一向是海上旧梦的象征，在世纪末的后殖民情调里它和那些充斥着旗袍、月份牌、黄包车、爵士乐的岁月重又变得令人瞩目起来，像打在上海怀旧之心里的一个蝴蝶结。（第四章）
黄种女人的美则是紧眉俏眼的，总是像以往香艳时代的月份牌上走下来的（如林忆莲或巩俐）。（第十八章）
在东方人眼里的西方：
当一声带着德国腔调的问候在我耳边响起时，跳进我脑子里的第一个反应是，“一个高个子的西洋男子来了！”（第六章）
我的视线一直都紧盯着马克，他在足球场 上来回跑动的身影健康生动，那一头金发在风中飘扬，飘扬的也是我的一场异国情梦。……我的内裤已经涩了。我从没有像此时此刻对马克充满了渴望。让我像一只被狂风摇落的苹果一样落进他的怀里吧。（第十八章）
他（胡安）是个典型的西班牙斗牛士的形象，四十多岁的样子，高大、健壮、英俊，一头栗色的鬈毛，浅棕色的眼睛，高鼻梁，厚厚的嘴唇……显得格外有力而性感。（第二十四章）
在以上引文中，它暗示了一个世纪以来西洋文化的两次东进在东方所留下的两种风情。一种是旧时代的旗袍、月份牌、黄包车、爵士乐，一种是迷你裙、摩登都市、高大强壮的西方男子、别克车、飞机。这两类风情分别在两代不同的身体交往（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ｂｏｄｙ）中显示不同的文化隐喻：
第一代是天天的母亲、父亲、西班牙男子胡安和天天。在第一代的身体交往中，天天的母亲与西班牙男子的结合，天天的父亲死了（谋杀？），天天作为中国父母所生的后代只剩下了一副独有其表（美丽面孔、高个）而已阳痿的身躯。这是一个巨大的文化隐喻：天天的父亲代表传统文化，天天的母亲越洋过海到西班牙赚钱代表了一种文化西化认同，而胡安代表着旧殖民者的西方文化（斗牛士文化）。文化西化的结果是弑父式的，传统消失了（天天的父亲死了），天天母亲与西班牙男子的结合使传统的后代——新生文化（天天）不仅“患上失语症”（第一章），而且还失势（阳痿）。当前中国文化的“失语症”现象之严重，就是天天人物这一身体的隐喻。
第二代是天天、倪可和德国有妇之夫马克。在第二代身体交往中，天天阳痿无能，失去了抗争的动力；倪可则朝气情迷，将爱情与肉欲分开，与天天的结合是一种没有婚姻的精神之恋，旨在从天天那里分享没有肉欲的爱情；而与外国佬马克的肉欲沉迷，旨在享受一种被征服的快感。马克尽管已有妻子和孩子，然而到东方猎艳依然是西方殖民者征服者的象征；与传统殖民主义不同的是，他是新殖民文化的象征：跨国投资顾问公司，别克车，欣赏前卫艺术、电影。倪可作为这一新时代文化西化的代表，在物欲、肉欲满足中，象征着一种自甘被征服、被殖民的文化意向；马克象征着凡欲、物欲的强势文化；天天就在象征着在强势文化马克与象征着自甘被殖民、被征服心态的倪可的双重夹击下，抗争无能窒息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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