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身体消费的文化隐喻

作者：蒋济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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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常理，天天有钱，倪可与天天尚有爱情，后来天天的母亲也从西班牙重回上海，完全可以为天天的阳痿作检查、治疗，但在小说中我们看不到。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呢？这是一个神话隐喻，倪可作为一种文化的选择隐喻，她是矛盾的：她一方面想在本土文化中寻找一种力量、一种依靠，然而天天作为新生文化的失势（阳痿），倪可深知这是一种没有结果的结合，于是她退而求其次，只求神话般的精神之恋，结果呢？天天吸毒不能自拔而死去；另一方面倪可健康、漂亮、有活力，她抵抗不住感官欲望的诱惑，于是在西方强势力量的征服下，只能投入西方的怀抱。
　　非常有意思的是，就在天天死去，倪可打算飞往德国马可那里，小说结尾出现了一个隐喻性的提问：“我是谁？”
　　天天已经死去，倪可已经无所依附而只能出走，准备飞往德国，这最终能产生什么样的结局呢？这使我想起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的结局：布恩地亚家族第六代生下了一个长着猪尾巴的婴儿，这是因为近亲结婚的结果报应，也是文化闭塞所产生的结局的隐喻。在《上海宝贝》的隐喻是：传统文化已经失势，全盘西化最终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我是谁？”在这里就是一种文化身份无法归依、确定的诘问和隐喻。《上海宝贝》的结尾中老奶奶的出现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老太太开始用力推门，此举不奏效后，她开始大骂，“狐狸精，狐狸精，十年前你害死我的儿子，还不够，又害死我的孙子，你的心肯定是黑的，我咒你一出门被车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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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呸。”老太太怒目以对，“没有人可以把我送进精神病院的——她以为她施舍了十万块赡养费给我就算没事了，我一定要讨个说法。”她开始再一次推门，我快步上前搀住老太太。
　　“奶奶。”我轻轻叫了一声，“我送你回家吧，天要下雨了。”
　　她怀疑地盯了我一眼，又看着头上的天，……
　　“你是谁？”她低声问，我怔怔地想了一会儿，一股温柔而生涩的暗流席卷了我全身，使我一瞬间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疲惫而无助的老妇人。
　　是啊，我是谁？我是谁。（第三十二章）
　　
　　老奶奶是一个历史的见证，也是一个文化的象征。她虽然找不到谋害她的儿子和孙子天天的证据，但她见证了他们的死亡，并感觉到他们的死亡与康妮这类崇洋、西化的人有关。她是一个文化的族类象征，她问倪可“你是谁”，就隐喻着“我不认识你，你不是我家族的一员、一个族类”。
　　对于倪可来说，“我是谁？”意味着一个身体位移（西化）的人对自身文化身份、族类归属的进一步确认和反诘。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在文化西化、被殖民的进程中，每一个人都面临着身份失落、归属模糊的境况，都会产生文化寻根似的自我诘问：“我是谁？”
　　身体的位移进程也是文化身份寻找认同、反思的进程。“我是谁”是我们当下每一个个体境遇的写照。
　　
　　需要指出的是，卫慧也许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其作品还有如此深刻的文化寓意，但如历史上的许多杰出作品出现一样，开始受到各种攻击和误解，作家本人也没有意识到其意义，只有过了很久以后作品的价值才为人们认识到。文学史上《红楼梦》《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等就曾遭遇了这样的命运。卫慧的《上海宝贝》虽不能与《红楼梦》《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等名著相提并论，但随着人们对《上海宝贝》深入理解，人们会逐渐认识到它在当代文学中的价值和地位所在，“身体写作”思潮也将因为其独特的叙事方式（不同于传统小说性和身体的叙事策略和方式，将另撰文讨论）和深刻的文化意蕴，而改变目前不恰当的理解和非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课题“西方批评理论与中国文学解读”成果之一。
　　
　　①朱国华：《关于身体写作的诘问》，见《文艺争鸣》２００４年第５期。
　　②林树明：《关于身体写作》，见《文艺争鸣》２００４年第５期。
　　③吴炫：《穿越当代经典——“晚生代”文学及若干热点作品局限评述》，见《山花》２００３年第９期。
　　④姚馨雨：《身体写作：女性意识的张扬与迷失》，见《南通大学学报》（哲学社科）２００５年第１期。
　　⑤[美]约翰·奥尼尔：《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春风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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