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悲情愁绪的一种抒情模式

作者：周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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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悲与秋结下了不解之缘。古代诗人们每每将悲情愁绪与草木摇落、万物凋零的秋景联系在一起，以萧瑟的清秋意象传达所感的人生的愁烦、生命的忧患，人称“悲秋”作品。“悲秋”始于宋玉：“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慄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九辩》）作品中，诗人将登山临水的送别之情、羁旅孤苦的寂寞之心、文士失意的忧愤之怨，以及时光匆匆、生命将尽的惶恐等种种人生悲情通过叶落草枯、山川寂寞、大雁南翔、蟋蟀悲泣的清秋意象，出神入化地传达出来。自宋玉以后，悲秋成为古代诗词“原型”，被历代诗人广泛接受和普遍传唱。从曹丕“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抒思妇之怨，到李煜“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写亡国丧家之痛；从岑参“千念集暮节，万籁悲萧辰”的生命悲叹，到马致远《天净沙·秋思》表羁旅无涯、游子之苦，产生了数不胜数的悲秋作品。古代诗人们每每将自己感悟的人生千愁百绪表征为“草木摇落而变衰”的秋的意象，将悲与秋两种性质相异、形态相远的东西紧紧联系、粘贴在一起，形成了秋必含悲，悲必言于秋的诗学模式，成为古代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的诗学景观。杜甫的《登高》则是言秋作品中一首“拔山扛鼎＂式的悲歌。
　　秋天的物色原本是多姿多彩的，既有“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如歌的金秋，也有“草木零落，百物凋悴”如愁的残秋，还有“秋山敛余照，飞鸟逐前侣”的自然原色之秋。杜甫的感觉世界选择了秋色如愁。在《登高》中，诗人倾力描绘了一幅典型的万物萧瑟、山川寂寥、生命冷落的清秋图画。构成这幅图画的是秋风凉、猿啸哀、山枯水瘦、草木凋残等“肃杀寒凉”的意象群。首联“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诗由写秋风迅急，秋气骤至开始。秋天到来，秋风猝起，天高气清，秋气凛冽，寒霜始降，砭人肌骨。但在古人观念中，秋风不仅带来天气的寒凉，更主要它还暗藏杀气，包含着作为自然生命之源的阳气衰竭而肃杀生命的阴气盛行：在古代“阴阳五行”思想中，秋属“金”。金即金属，可用于制作兵器，其基本功能主“杀”。说“仲秋……杀气浸盛，阳气日衰，水始涸”（《礼记·月令》）。为此，朱熹解释：“秋者，一岁之运，盛极而衰，肃杀寒凉。阴气用事，草木零落，百物凋悴之时。”（《楚辞集注》）面对萧瑟的时节，生命发出长啸哀鸣。 “猿啸哀”着重点不是对诗人登高时所见所闻的写实，而是对秋的一种写意。但凡古代诗词中“秋景”的意象，除秋风、秋气、秋色、秋容外，通常包含对秋声的描写，而构成秋声的常常是一些生灵的哀叫：如宋玉笔下唝鸡的悲泣，曹丕诗中别鸟之哀叫，陶渊明《挽歌》中马的仰天长鸣以及柳永的“寒蝉凄切”等。《登高》中的猿啸所发也是一种秋声，旨在渲染、凸现生命末路的悲切与哀伤氛围。面对秋的萧瑟，生命的另一选择就是远走高飞。于是，候鸟迁徙、大雁南飞在言秋的诗作中反复出现，成为秋的一种象征，“鸟飞回”的主旨，并不是雁鸟迁徙行为本身，而在于表现作为生命象征的雁鸟离去后所留下的那个世界，意在言说一个没有生命的世界所透露出的死寂与凄凉。深秋九月，烟霏云敛，山枯水瘦，物色惨淡，生机的世界变得冷落。山涧潭寒水肃，沙洲小渚，孤零冷落，所以说“清”；风霜高洁，水落石出，所以说“白”。
　　颔联从大处落笔。秋风劲吹，黄叶飘落，本是秋天典型景象，也是言秋诗中原型意象。但是，“无边落木萧萧下”则气象阔大，秋意似海。放眼望去，天地之间，目之所及，树叶飘落，万物萧瑟，山川寂寥，一派“是处红衰翠减，冉冉物华休”的萧瑟悲凉。 “不尽长江滚滚来”。此处长江意象的喻意有二。一是作为永恒、无限的象征意象，与短暂、有限的生命相对。长江水从远古一直流到今天，经过悠悠岁月，无始，也无终，恒常不变，与“萧萧下”陨落的万千生命形成强烈对比，以此来反衬生命“草木一秋”的短暂。二是，“流水”具有奔流不息的易逝性，和一去不复返的不可逆性。因此，在传统文化中，流水常作为时间和生命的一种隐喻。古代墨客骚人总喜欢登山临水，从眼前奔流不息的江水中去观照时间的流逝，感悟生命的易逝和不可逆性。李白感慨“逝水与流光，飘忽不相待”（《古风》），李煜悲叹“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相见欢》）。此诗刻意将滚滚长江放置在清秋的时空背景中，与“无边落木”、满目的生命陨落相映衬，从而彰显出“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生死隐喻，凸现出生之须臾、大化无穷的生命悲剧的沉重。
　　如是，一年岁暮，在凛冽的秋风和寒露霜降下，百草折断，树叶飘落，万物萧瑟，山川寂寥，春夏的繁阴翠绿变得枯黄惨淡，原本生机盎然的世界变得萧条冷落；原本鲜活的生命化为尘土。秋气所演示的正是强大的死亡力量对生命的断灭否定。正是在这种万物凋残、生命衰微的悲凉背景中，杜甫以这种具有凝重时间意味、生死意味的清秋意象，抒写了自己的人生千愁与生命百恨。
　　古代诗人悲情愁绪的根源主要有二 。一是源于“逝者如斯夫”的生命感伤。在传统诗歌中，对时光流逝、青春不再、人生易老的生命悲叹被历代诗人反复抒写传唱，历久不衰。生死情结时时缠绕古代诗人的心性，成为他们挥之不去、抑之难平的人生长恨。早在《诗经》中就可看到“心之忧矣，于我归处”（《曹风·蜉蝣》）这种对生死的高度觉醒和殊深忧患的诗句。《古诗十九首》中诗人们悲叹“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抒写了向死而在的难以抑制的感伤。面对生命的“逝水流光”，王羲之感慨万千：“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兰亭集·序》），刻骨铭心的生死之忧溢于言表。李贺要“賅碎千年日长白”（《官街鼓》）。李白则“恨不挂长绳于青天，系此西飞之白日”（《惜余春赋》），对死亡的惶恐无以复加。即使是豪放旷达的苏轼也说“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前赤壁赋》），对生命的有限深深焦虑。二是源于“天涯沦落”的人生苦绪。其中又包含了“离愁别恨”和“文士不遇”的人生双重之悲。对古代诗人来说，骨肉分离、飘泊异乡最让人柔肠寸断，伤悲动情。屈原感叹“悲莫悲兮生别离”。江淹说“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别赋》）。因此，绵绵乡愁又成为古代作品一以贯之的常见主题。古代文人群体多心存高远，志向宏大，追求“立德，立功，立言”，以实现“济苍生”“安社稷”“安黎元”的理想。但事实上，他们命运多舛，人生艰难。由“家”到“国”不仅存在自然距离，这就必然有一个“游”的过程，而且还有更大的制度距离需要跨越。加上人生价值选择的单一化，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古代文人选择“宦游”，也就选择了悲剧人生。鲍照有“自古圣贤皆贫贱”，李白有“自古圣贤皆寂寞”，杜甫有“自古圣贤多薄命”的感慨。由此产生的怀才不遇的怨愤，壮心未酬的失落，再加上天涯漂泊，世态炎凉，岁月蹉跎的种种人生苦涩汇聚成一种殊深的感伤情结，使文士不遇成为古典诗人最常见的悲情愁绪。
　　在《登高》的悲凉秋景中，诗人通过自己那种“多薄命”的人生苦痛的抒写，不仅汇聚了古代士人所普遍感悟的生命不济和人生不遇的双度悲情，而且把每一种悲情都写得至深至悲，彻骨透心，形成了浓重的悲剧情调。诗的颈联、尾联由上文写景过渡到抒情。五、六两句写出自己暮年多病，长期万里漂泊、孤苦伶仃的艰难处境和秋景萧瑟触景伤情的愁苦心情。“万里悲秋常作客＂，是就空间方面说； “百年多病独登台＂，是就时间方面说。两句承上启下，凸现全诗主旨。在其中，诗人采用了情感叠加蓄势手段，将千愁百绪之感集于诗行，造成一字一悲，一句三叹，让情势层层叠加，愁绪步步递进，将悲情的抒写发挥到极致，产生动人心魄的震撼力。宋人罗大经说：“万里，地之远也；秋，时之惨凄也；作客，羁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暮齿也；多病，衰疾也；台，高迥处也；独登台，无亲朋也。十四字之间含八意。＂（《鹤林玉露》乙编卷十五）身在异乡作客，已有游子之痛，再加上相遥万里。望乡之路，天涯之隔，在没有现代化交通和通讯的古代，无异于相隔于“生死两茫茫”的两重世界，两重天。这种“天涯涕泪一身遥”（杜甫《野望》）的痛楚就不是寻常的作客之悲。更进一步，山遥路远，万里漂泊的别离之苦对于诗人不是一种短暂小别，而是一种长期的生活常态。它意味着天涯之别，漂泊流离的生活没有尽头，意味着回乡归期未有期：“天边老人归未得，日暮东临大江哭。”（杜甫《天边行》）使人黯然消魂的离愁，在空间上的“万里”、时间上的“常作客”的语境中被深度化，强势化，使离愁倍添新愁，达到悲不自胜，感人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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