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悲情愁绪的一种抒情模式
作者：周吉本
更多经典：点此访问——应天故事汇
同样，年老体衰，垂暮之年，本已有“四十明朝过，飞腾暮景斜”（杜甫《杜位宅守岁》）的惊惧和“百年秋已过，九日意兼悲”（杜甫《九日曲江》）的迟暮之恨，更加上了“多病”的长痛。杜甫在长安为官时就为疟疾、肺病、风痹等病所困扰。但现时的诗人已年老体衰：“牙齿半落左耳聋”（杜甫《复阴》），连行路也困难：“缓步仍须竹杖扶。”（杜甫《寒雨朝行视园树》）人生中有千般痛苦，但对生命有深重影响的则为数不多，佛学中将其归纳为“八苦”。年老和疾病就是其中的两大人生之苦，每一种苦都是生命难以承受之重。“百年多病”是病老交加，垂暮与长病两重相叠，将悲情升级到人生大痛大悲。但诗人似乎并未就此满足，又乘势再下一层： “独登台”再将一种飘零远方、举目无亲、只身孤独的凄楚叠加于垂暮之恨、长病之痛当中，直把生命不济演绎得哀婉九绝，椎心泣血。尾联抒写“文士多数奇，诗人尤命薄”（白居易《序洛诗》）的贫士的忧愤怨伤：“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上句写自己艰苦备尝，白发弥添；下句写自己贫病潦倒，末路穷途的人生悲剧结局。“艰难苦恨＂四个字不仅指诗人为了“济苍生” “安黎元”的志向，万里作客，长期漂泊，历经人生冷暖，遍尝世态炎凉的苦苦求索，同时也指诗人天涯沦落、衰年多病、孤苦伶仃的艰辛境况和身世遭遇。而这一切“艰难苦恨＂的执著，所得到的除了一身的劳顿、满头的白发和贫病潦倒外，一无所有。高远志向的破灭，一生追求的徒劳，由此产生的怀才失意的怨愤，壮心未酬的失落，更加上天涯沦落、时光不再、岁月蹉跎、贫病潦倒的种种人生苦涩，汇聚成一种殊深的感伤。而这种生命难以承受之悲因诗人衰年多病，戒酒停杯，无法排遣降解，使悲情更加酸楚和沉痛。 两联四句，“无限悲凉之意，溢于言外＂（胡应麟《诗薮》）。从天涯飘零到白发弥添；从垂老多病到穷愁潦倒，诗人写尽了自己人生的大悲大痛，浓缩了生命的百恨千愁。并且将每一种悲情都演绎得荡气回肠，至深至极，成为“拔山扛鼎＂式的悲歌。
抒写悲情愁绪本应有多种传达方式，那么，诗人为何要“皇天平分四时兮，窃独悲此凛秋”（宋玉《九辩》）？为何要选择万物萧瑟、天地冷落的清秋意象作为生命悲情的“客观对应物”？在长期的农耕生活过程中古人经验到，庄稼植物按时季节更替，呈现出春生、夏荣、秋凋、冬残而完成一个生命周期。“时，期也，物之生死，各应节期而止也”（《广雅》）。而人的生生死死也像自然生命一样，按春秋代序，有生机勃发的青年，有精力强旺的中年，也有年老体衰的暮年和生命断灭的人生终点。秋是一年之暮，属时序中万物冷落、萧条的季节。《月令》表述秋“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天地始肃……霜始降、草木黄落”。当秋天到来，生命万物经夏日的繁茂由盛转衰，绿草枯萎变黄，树叶飘飘落下；秋风乍起，天气转凉，秋气凛冽，寒霜始降，砭人肌骨；秋天到来，燕翔辞归，蝉声凄切，蟋蟀悲泣，原来喧闹的生命世界变得萧条；秋季烟霏云敛，昼短夜长，山枯水瘦，物色惨淡，生机的世界变得冷落。朱筠说：“大凡时序之凄清，莫过于秋。”（《古诗十九首说》）面对这种显示时序变化，满目冷落，万物生命周期行将结束的季节，人们自然会触景悲怀，推物及己，由此联想到自我生命短暂，人生终点将近而生“逝者如斯”之感慨。
作为对“生命”的观念把握，汉文化认为“气”是生命之本，自然生灵包括人在内都是由气聚化而生：“鸟得而蜚，鱼得而流，兽得而走，万物得之以生，百事得之以成，人皆以之。”（《道原》）气又有阴阳盛衰之分，“升谓之阳，降谓之阴”（阮籍《达庄论》）。因此，生命盛衰与气的消长相对应：气升，万物生，生命强旺；气降，万物衰，生命阳萎；气散，万物死，生命断灭；人乃是大地之子，属自然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生命也必然受动于自然气数的变化，与万物的生命节律同步。在汉文化传统中，一年节气中的秋季，自然之气由阳转阴，生命节律由强变弱，因而是万物凋残、生命衰微的时节。“秋者，阴气始下，故万物收”（《管子·形势解》）。人的生命受动于自然之气，因而秋季也是人的生命节律由盛变衰，人的生命周期行将结束的时节。中国民间的“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之说就是将人的生命律动比喻为荣于春而衰于秋的草木变化。这样，自然之秋包含了生命之秋；叶落草枯言喻了人生暮年。
由此可见，在农耕生活中形成的古代文化观念中，“秋”并不是一种纯客观的物候现象和农时季节，而是包含了丰富的时间意识和凝重生死意味的文化原型和生命符号，成为时间将尽、生命临终的表征。在这种文化心理下，一方面，生命意识赋予了秋以浓厚的死亡意味和感伤情调，秋作为与生命倾向相背的感伤世界，最能汇聚多愁善感的古代诗人的人生感悟，引发他们强烈的生命感动，使他们触秋生悲、落叶伤怀。中国古代很早就有“秋士悲，而知物化”之说。刘桢悲叹：“秋日多悲怀，感慨以长叹。”（《赠五官中郎将》）另一方面，在“草木摇落露为霜”的悲凉情境中，习养了古代诗人的时间意识和生命情感，使诗人们从中找到了内在生命情结与外在秋景相融的契合点，找到了对生命悲情恰当的审美感受和抒写方式。阿米尔说“一片自然风景，就是一种心情”（朱光潜《诗论》引），古代诗人悲秋，原本就是在传达生命大限的困惑和感伤，古代诗人言秋，就是倾诉人生百恨千愁。
悲秋作品承载了古代诗人乃至一个民族的感伤世界。无疑，生死的尖锐冲突，对大限的忧患和惶恐是“悲秋”最为深层的抒情动机。农耕生活的习俗和观念习养并赋予了秋以强烈的时间意识和生死意味，使秋与逝“同形同构”，形成了古代诗人触秋伤悲，以秋抒情的心理定势和审美反应。由此，秋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和诗学意象成为时间的象征和死亡的隐喻，而借这种具有生死之悲的极致形式来抒写人生种种愁绪，便形成了古典诗词抒写悲情的一种普遍诗学模式。如是，杜甫《登高》则是这种以秋言悲诗学模式的典型样本。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