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我们应当怎样面对苦难与不幸
作者：魏家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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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的《戒指花》是一篇用现代派手法写的短篇小说。一般说来，好像现代派小说都远离现实，带有很强的哲理色彩，像它所特有的写作手法一样，其所描绘的生活内容也是空灵虚幻、让人不知所云的。格非采用现代派手法写作的许多小说，不像一些现代派作品那样，在把笔触转向人物的内心世界，大量地刻画人物闪回跳转的心理活动的同时，也迷失了对人的现实生存应有的关注。他虽然也遵循现代派小说重主观世界描写的艺术特征和规律，但相比之下，却在题材的选择和人物心理的内容方面，有着很鲜明的现实意义。这篇《戒指花》也是写得比较好懂的。它把许多令人深思的社会现象，错综交织在一起，在众象纷呈的对照中，揭示出社会生活中人性的一些弱点。
现代派小说在叙事手法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打破了传统小说叙事时空关系的因果链条，把小说中所要叙述的事件分解成若干叙事元素，无规则的交错排列，形成了一种心理结构，因此情节链不甚严密，故事也不甚连贯。《戒指花》的中心线索是记者丁小曼在采访一条社会新闻时的心路历程。她受命采访的是一个凶杀案——“九十六岁的耄耋老者奸杀十八岁的花季少女”，而在采访过程里，她却看到了一个小男孩，由他引出了一个贫困家庭的痛苦与不幸。那个凶杀案，其实是一条假新闻，然而却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兴趣；对眼前的这个不幸家庭，人们却又冷漠地视而不见。小说的叙述就在对凶杀案的调查与对小男孩家庭的寻访这两者之间交错地展开，并且穿插着记者丁小曼和主编邱怀德之间的暧昧关系，为小说的叙述增添了一些对照的心理元素。
凶杀案是这篇小说情节展开的起因，“九十六岁的耄耋老者奸杀十八岁的花季少女”，丁小曼在追踪这条耸人听闻的消息的时候，很快就发现这是一条假新闻：蜘蛛网和诺亚网注明新闻来源于《淮阳晚报》，而《淮阳晚报》又说这条新闻是由《星星都市报》的一位兼职记者提供的，而那个所谓的兼职记者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问题还不在于这是一条假新闻，一个匪夷所思的案件，仅就这么一件令人发指的奸尸案在网络上发布以后所引起的反响而言，就使人觉得当下的社会生活中，在哪里违反了人之常情。且不说参与讨论的网民数居然达到了十万六千八百七十三人，这样一个庞大的数字就足以令人吃惊，而那些参与讨论的帖子中，网友们的奇谈怪论也让人惊异于他们的冷漠与怪诞。人们竟然对那种显然是荒诞不经的事，不仅深信不疑，尤其令人深思的是，人们对这个案件的讨论热点，居然都集中在那个九十六岁的耄耋老者出奇的性能力异乎寻常的关注，连全国著名的性心理学家也卷入了讨论，在网上和网友在线交谈。人们对这起凶杀案所表现出的麻木，和他们对九十六岁老头的性能力的好奇与热衷的程度几乎是成正比的。他们已经失去了一个正常的人在听到这种丧心病狂的暴力行为时所应有的正义立场，没有表现出对受害者所应有的同情心，和对犯罪分子所应有的愤慨。
不仅如此，在大街上高声叫卖的当天的报纸上，又出现了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巩俐自杀身亡”，其实，那只不过是一个与明星巩俐同名的农妇，为了两只鸭子与邻居争吵怄气，悬梁自尽。报纸为了引人注目，在头版上打出醒目的标题，并注明“详情请见第八版”来以假乱真，混淆视听。接着，主编又派给丁小曼一个新的任务：“计划改变，明天一早赶往合肥，随后转机飞往北京。刘晓庆出事了。”可以想见，不久以后，又是一个明星人物的遗闻轶事即将铺天盖地地传播了。
我们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大众传媒的发达，网络的方便快捷，都为我们提供了足够我们享用的丰盛的信息晚餐。然而，信息时代的精神盛宴，常常是可以任意选取食品的自助餐，琳琅满目，花样繁多。当我们坐到了信息的餐桌前伸出刀叉的时候，那些为我们准备精神食品的烹调大师们，能够保证他们烹制出来的精神食品都是用料纯正、质地精良的上等佳肴，并且有助于我们健康地吸收吗？如果他们把腐败变质的原料，经过精心的掩盖，变成一道道五颜六色的怪味烧烤，或者心怀叵测地在食品内放置了缓慢释放的毒药，岂不是让我们在忘形地大加饕餮的同时，也不知不觉地进入了精神的迷幻。当一道道诸如“九十六岁的耄耋老者奸杀十八岁的花季少女”、“巩俐自杀”、“刘晓庆出事”之类的真真假假的信息，被摆放到了我们的面前，我们能够抵制住它们怪异的诱惑，保持冷静的辨别吗？
与此相对照的是，对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苦难与不幸，人们却又表现出惊人的冷漠。就在被编造出发生了奸尸凶杀案的小镇上，一户平常的人家，妻子患肺癌刚死了两个月，丈夫又因患肝癌，悬梁自尽，他们丢下了一个四五岁的男孩。同样是“用一根麻绳将自己吊死在屋梁下”，那个和影星巩俐同名的乡村妇女，被当作特大新闻，出现在报纸的头版。当丁小曼怀着深切的同情心，想把这件事写成新闻时，主编的态度竟然是：“傻瓜，这事哪儿都有，每天都在发生，算不得什么新闻”，“你不要感情用事”。问题不在于这样的事究竟能不能算新闻，而在于面对着这样的苦难与不幸，我们人性中应有的同情哪里去了？即使这样的事在生活中每天都在发生，即使不能把它写成新闻，也并不影响我们对这样的事和这样的家庭，作为社会问题，给予必要的关注；对遭遇这样不幸的孩子，表示我们起码的关爱，怎么能在人民的痛苦面前置若罔闻，冷酷地闭上自己的眼睛？当然，媒体不是慈善机构，不能要求每一个贫困家庭的不幸，都可以作为新闻加以报道，也并不是说都要发动读者向遭受不幸的家庭和人们伸出援助之手。新闻的价值应当唤起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唤醒人们的良知，难道现在已经堕落到了只是向人们提供茶余饭后的谈资了吗？至于那个报纸的主编邱怀德，胸“怀”里装的实在没有什么“德”，他一面不停地发短信与记者丁小曼调情，一面不断地下达指令，要记者“编一个”虚假的消息，并且振振有词地说什么“在新闻行业中，适当的杜撰是允许的”，不知道他说的这条不成文的规矩是从哪里来的。而更为严重的是，以真实性作为基本职业道德的传媒，居然可以明目张胆地提倡编造谎言，那么，作为社会正义代表的新闻界就失去了公信力，我们还能相信在媒体上连篇累牍地登载的那些消息到底还有什么价值可言？
而对社会的整体来说，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也是令人齿寒的。在酒店大堂里做门卫的老人，还曾经做过高中地理教师，那个悬梁自尽的男子就是他以前的学生。记者丁小曼请他带路，去找那个男孩的家，他先是借口“腰不太好，走不动路，再说外面还下着雨”，婉言拒绝了带路的请求。可是，当丁小曼从钱包里抽出一百元的大钞递给他，他立刻嘿嘿地笑了，向服务台的小姐借伞冒雨前往，腰也不疼了，还挺幽默地对小姐说：“她要是给我两百块，我可以一口气跑到美国。”一副见钱眼开的势利面孔，居然连一点羞耻感也没有。如果说，报社主编的冷漠还出自与那个不幸的家庭毫无关系，这个高中地理教师做过那个自杀男子的老师，至少应该还有一点同情心吧，可他居然也如此置身事外，冷若冰霜地漠然处之。
在小说所叙述的主要事件下面，还隐藏着一个桃色的故事，也与人间的苦难形成另一种对比。记者丁小曼一方面出于同情，关切地了解与照顾那个失去父母的男孩，另一方面又在抵御着报社主编的纠缠与骚扰。面对现实生活中的悲剧，那个冷漠的主编却把兴趣放在了“你还没有告诉我肚脐眼下面那道疤是怎么回事”上；在怂恿记者编一条假新闻的同时，还不忘与女记者调情：“宝贝，我想你。”一面是人间的惨剧、悲剧，一面是灰色阴暗的变态心理，让我们感觉着纯真与庸俗同在，高尚与无耻并存，生活就以它这样的多面性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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