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我们应当怎样面对苦难与不幸
作者：魏家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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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小说在叙事方式上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作者把他要叙述的主要事件，即那个不幸家庭的遭遇，镶嵌在一个诗性叙述的框架之中，形成了整篇小说浓郁的抒情氛围。我们可以想到的是，如果仅仅把那个不幸家庭的遭遇作为小说的叙述主体，写成一篇纯粹的客观性叙事的小说，或许会有一些故事性，但就事件本身的内容看，却缺乏新意，也不够丰满，整个作品势必会显得比较单薄。但小说采用现代派的写作技巧就不同了，它把这个不幸家庭的遭遇，和那个凶杀案的虚假新闻，都作为整篇小说叙事的背景，推到了叙事的后方，而把记者丁小曼的采访过程作为主线，使小说的叙述在非传统意义上的情节线索中展开，从而充分发挥了现代派小说不必强调故事的连贯性，甚至也不需要有很强的故事性的写作特点。小说叙述的主体是，丁小曼在受命去平谷镇采访凶杀案，就看到一个四五岁的瘦弱的小男孩，坐在停车场的遮雨篷下，此后，与那个小男孩的关系就成了小说叙述的重点。小男孩对丁小曼提出的“什么东西可以悬在空中”、“人可以悬在空中不落下来吗？”这种古怪的问题，便引起了她浓厚的兴趣。而他唱起一首歌：“你说要听听我唱歌，／你说要看看我的脸，／我不能唱歌给你听，因为一唱我就要流眼泪，／我不能让你看我的脸，你一看我我就要流眼泪”，更让“丁小曼的心像是被针突然刺了一下”般地感动了，“毕竟，她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听过这么稚拙的歌了”。一个无辜的孩子，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不幸一无所知，在他的眼里，妈妈住在抽屉里，爸爸悬挂在空中，生命仍是那么灿烂，亲人依然在自己的身边。他那天真烂漫的童心，被赋予了如此温馨的诗意，与周围那些成人的冷漠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读来使人倍感心酸。
与此同时，贯穿全篇的雨，也为小说的叙述又营造出了一种浓郁的诗性氛围，像是苍天在为这家人的不幸遭遇洒下的同情之泪。雨，已经成了笼罩全篇的意象，小说就是以一种诗性叙述的调子开始叙述的。这里需要详加探讨的是，在小说全篇中，一共四次出现有关“雨”的描写，分散在小说的不同段落：“突然间黄昏变得明亮，／因为此刻正有细雨落下／”，“或曾经落下。下雨／，无疑是在过去发生的一件事∥”，“谁听见雨落下来，／谁就回想起／那个时候，幸福的命运向她呈现了／一朵叫玫瑰的花，／和它那奇妙、鲜红的色彩∥”，“这蒙住了窗玻璃的细雨，／必将在被遗弃的郊外，／在某个不复存在的庭院里洗亮／架上的黑葡萄，潮湿的暮色／带给我一个声音，我渴望的声音，／我的父亲回来了，他没有死去。”把这四个段落连结在一起，原来这是拉丁美洲文学的著名领军人物，阿根廷著名诗人、小说家兼翻译家博尔赫斯（Ｊｏｒｇｅ Ｌｕｉｓ Ｂｏｒｇｅｓ）（１８９９～１９８６）的一首完整的诗《雨》①。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猜想，小说作者在开始构思这篇小说的时候，就是由小说里和雨有关的特定情境，联想到博尔赫斯笔下的雨，也许是出于对博尔赫斯的偏爱，便把这首诗分散地引用在他的小说里，与小说里的人物丁小曼阴冷郁闷的心境互相映衬，加重了小说的惨痛而悲凉的气氛。而诗中结尾的两句：“我的父亲回来了，他没有死去”，也与此情此景中那个失去父亲的孩子的遭遇成为对照，诗里的“父亲回来了，他没有死去”，可现实中的这个孩子的父亲却实实在在地死去了，他再也不会回来了。把博尔赫斯的诗引入自己的小说，这可以看作是一种互文现象，即所谓的“互文性”（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ｙ）。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法国学者朱丽娅·克里斯特娃（Ｊｕｌｉａ Ｋｒｉｓｔｅｖａ）， 有人把它译为“本文间性”（或“文本间性”）、“文互涉关系”、“文本互相作用性”，其意思为：“一切时空中异时异处的本文相互之间都有联系，它们彼此组成一个语言的网络。一个新的本文就是语言进行再分配的场所，它是用过去语言所完成的‘新织体’。”②互文性是一个解构主义的概念，是对结构主义理论的一个否定性的发展。按照结构主义的理论，文本是一个独立于物质世界的自足的符号或语言系统，是一个封闭的自足体，在这个结构（或系统）中，每一个要素都与其他要素有着不可分割的连带关系，而且其中每一个要素的价值都只是因为有其他要素同时存在的结果。解构主义则力图打破这样一个自足的封闭的结构（或系统），他们发展了结构主义的理论，借用索绪尔的语言学概念来说，就是“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已经不是单一的、固定的，而是多义的、活跃的，从而造成了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内在联结，就好像古典诗词写作中的运用典故一样。格非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废名的意义》③中，对废名小说里的互文现象所做的一段论述，和他在小说《戒指花》引用博尔赫斯的诗就有相似之处。他认为，废名小说常常借鉴诗歌的笔法，化用典故，“没有什么深远的用心，也谈不上什么深思熟虑，更不是通过‘典故’来摆脱自己难以言说的语言困境，或传达出某种潜在的‘微言大义’，而是行文所至，信笔摘引，随意化用，读者如果就典故本身一味深究，反而落入文字的筌障或窠臼”④。他还认为：“读者不一定必须知道诗词的出处，照样能够欣赏作者的文字，这得益于这些典故本身大多比较浅俗易懂，另外，典故的意义与作者文字的含义亦较为和谐、统一，典故已完全融化到作者的语言中，因此一般来说，不会给阅读带来障碍。”⑤博尔赫斯诗歌中的雨作为典故，和《戒指花》中的雨产生了联结，编织出了小说特有的情境，或者说博尔赫斯诗歌中的雨作为能指，在小说里产生了新的所指——一个悲凉的故事所特有的情境氛围。但即使读者不知道这些被引用来的诗句是出自博尔赫斯，也不影响读者对小说情境的理解，照样可以沉浸到小说的情景中去，让潸潸的细雨淋湿自己的心境。
此外，作为意象，在小说里还有“人悬挂在空中”、“妈妈住在抽屉里”，也都以富有童心的想象力，把真实的现实状态幻化为一种奇特的图景，构成了这篇小说的玄想的色彩。这种玄想，带有明显的形式化的倾向，为小说的叙述展开了丰富的空间。
在小说的叙述中，还有一些非情节因素的叙述。这些非情节因素的叙述，在注重故事情节曲折的传统小说中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它可能打断情节的连贯性，使情节的进展趋于缓慢。但在现代派小说中就不同了，它同小说的其他要素一样，在对叙事主线起烘托作用的同时，感染读者的情绪，也诉诸读者的理性思考。如小说里的两次出现的小男孩唱的歌，稚拙纯真，如同感受那孩子天真无邪的心灵；那段长长的网友评论，和性心理学家与网友的在线交谈，在传统的小说叙述中也都属于可有可无的，但在这里，不仅可以增强小说的时代气息，全方位地真实地表现现代生活，也让读者对这一社会现象产生深层的思考：人们在轻信这么一件荒诞不经的社会新闻的同时，为什么要把新闻本身的价值引向色情化的粗俗趣味？
①原诗见陈东飙译：《博尔赫斯诗选》，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月出版，第１０５页。小说里所引的诗句没有分行，这里的分行与分段的斜线，是我依照博尔赫斯的原诗所加。
②布洛克曼：《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８年出版，第１６２页。
③格非：《塞壬的歌声》，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１月出版。
④⑤格非：《废名的意义》，见《塞壬的歌声》，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１月出版，第２８７页，第２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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