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美文还从形象说
作者：尹德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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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来敦记》是晚清著名外交官黎庶昌（字莼斋，一八三七至一八九八）的海外纪游名篇。卜来敦，英文“Ｂｒｉｇｈｔｏｎ”，今译“布莱顿”，距伦敦不远，十八世纪末以来一直是英国最著名的海滨度假区。《卜来敦记》作于光绪六年（一八八〇年），时作者任驻日斯巴尼亚（即今西班牙）使馆二等参赞，已多次到过这个地方。关于黎氏的海外纪游之作，他的好友吴汝纶在读过他的《拙尊园丛稿》后给他的信中这样评价：
某尤服馀编内外（按：指黎氏出国期间所写的关于东西洋的文章），以为尊著极盛之诣，非他家所有。曾、张（按：指曾国藩、张裕钊）深于文事而耳目不逮；郭、薛（按：指郭嵩焘、薛福成）长于议论，经涉殊域矣，而颇杂公牍笔记体裁，无笃雅可颂之作。馀子纷纷，愈不足数。（《答黎莼斋》）
黎氏的海外纪游之所以取得较大的成绩，是有多方面原因的。从自觉意识上说，在清末考据之学支解零碎已无剩义可循的年代，他以斯文自任，把古文写作当做一种神圣的召唤：“今天下似亦考据将衰之时也，救之之术，莫若古文。斯文兴废，盖有天命。”（《答赵仲莹书》）从写作实践上说，他幼时师从西南大儒郑珍习古文；既年长，入曾国藩门下为“曾门四弟子”之一，深受桐城派的影响；中年放洋以后，目睹了西方社会林林总总的事物，眼界大开，文思更敏，遂用老到的笔风和意境写出了许多天然浑成、华赡而隽永的篇章。他的《西洋杂志》等作品无论从艺术还是内容上，都为当代学者推崇。郭预衡认为它们是有清一代“别开生面”①的作品；郭延礼认为它们是清代“散文新变的先声”②，钟叔河称黎氏用古文描写异邦景物，不少篇章“不在朱自清用白话文写的《欧游杂记》之下”③，还有学者认为，他的作品描绘西洋生活的优美片段，“已实具有现代美文的特点”④。
《卜来敦记》作为黎庶昌海外游记的代表作，与作者早年所写的具有“坚强之气”（曾国藩语）的雄肆刚健的文章相比，写得从容闲舒而又意味绵长，确乎具有某种现代“美文”的气质。从行文上说，作者开篇交代卜来敦的胜景，简洁而错落有致；中间选择白昼和夜晚两个时景，描写不同性别、不同阶层、使用不同旅游载具的人们嬉游的盛状，笔法细密，意境奇迷，接着补交自己对卜来敦的熟悉和追念，明放一步，暗收一层；结尾处生发关于如何立国的疑问，如撞晚钟，余音不歇。套用黎庶昌自己编选《续古文辞类纂》的标准，直可说是“神、理、气、味、格、律、声、色”无一不备（《续古文辞类纂•叙》）。
然而仅仅看到《卜来敦记》的“美文”特点是不够的。一部作品之所以打动我们，不仅由于它的形式之美，更由于它的深层的文化含义。《卜来敦记》的深层的文化含义主要体现在其所描写的异国形象上，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对这部作品进行一点文学形象学的分析。
在黎庶昌的笔下，卜来敦是代表英国的，而英国又是一切西方发达国家的隐喻。通过记述卜来敦的富足、繁华、优美、惬意，作者勾画了一个和谐的、艺术的、自在逍遥的西方国家形象。这个形象是真正的英国吗？当然不是。“形象学拒绝将文学形象看做是对一个先存于文本的异国的表现或一个异国现实的复制品”⑤，“在按照社会需要重塑现实的意义上，所有的形象都是幻想。”⑥从历史看，黎庶昌所见到的卜来敦是英国十九世纪下半叶兴起的休闲（ｌｅｉｓｕｒｅ）文化的最重要场所，是中产阶级新型生活方式的展台：人们来卜来敦度假的时候，用更衣车（ｂａｔｈ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下海洗澡，在新造的图书馆读书，在草坪上打橄榄球，如此种种，体现出维多利亚时代的严谨道德、对文化教育的重视和中产阶级特有的健康意识。这种休闲被赋予的特有的时代和阶级内容，黎庶昌当然是看不到的。在他的眼中，只有“邦人士女，联袂嬉游”的欢乐，而看不到他们之间攀比嫉妒的烦恼，只有“豪华巨家”的“鲜车怒马”，看不到留在污染严重的伦敦城区工人的劳作之苦、衣食之艰。在现实层面，卜来敦确实是一个异国世界；在文本层面，它却是中国古诗文中繁华旧梦的翻演。这一点从语言上也可以看出来，黎庶昌用“古文”描写卜来敦，因为使用了许多古典文学中的习句套语，不但没有表现出什么“异国情调”，反而给人以相当熟识的“中国”印象。所以《卜来敦记》中的英国，只是作者所能理解的英国，是英国表象与他自己心目中先在文化图式的重叠，归根结底是一个中国传统文人的想象。
孟华认为，游记在塑造异国形象时具有两种功能：它既折射出一定社会对异国的集体想象，又生成个性化的新的异国形象，从而对既有的社会集体想象发出挑战。⑦同光之际国内士大夫开明阶层对西方的集体想象可以用两个字概括，就是“富强”。“富”就是技器发达，工商繁荣；“强”就是船坚炮巨，驰逐海外。之所以说这是一种想象，是因为它是一个包含了等级观念的判断：与中国相比，西方只有富强之术而无治平之道，从根本上说是不值得推崇的。曾国藩、李鸿章和总理衙门的大员们大都持这种立场，兹不细述。随着清廷对西方国家设馆遣使，驻外使官对西方社会有了更切实的了解，他们的看法发生改变，于是在他们的载记中出现了新的西方形象。《卜来敦记》就是这样一个例子：针对人们对西方国家惟有“机匠厂师”、到处“贾客帆樯”的心理期待，《卜来敦记》描写了一个宁静优美的诗性社会；在西方国家“船坚炮巨、逐利若驰”的传统形象上，涂抹了一层人民安居乐业，“优游暇豫”“绝特殊胜”的油彩。这一新形象不仅是对传统西方形象的纠正，而且也是对它的颠覆，因为在这一崭新的描述中，传统的西方形象与中国的自我认同在某种程度上被颠倒了。黎庶昌对西方文明曾有这样一段评论：
其人嗜利无厌，发若鸷鸟猛兽。然居官无贪墨，好善乐施。往往学馆、监牢、养老恤孤之属，率由富绅捐集，争相推广，略无倦容。亦不为子孙计画，俨然物与民胞。而风俗则又郑卫桑间濮上之余也。每礼拜日，上下休息，举国嬉游，浩浩荡荡，实有一种王者气象。决狱无死刑而人怀自励，几于道不拾遗。用兵服而后止，不残虐其百姓。蒙尝以为直是一部老、墨二子境界。老、墨知而言之，西人践而行之。鉴其治理，则又与《孟子》好勇、好货、好色诸篇意旨相合。吾真不得而名之矣！（《与莫芷升书》）
拿这段话与《卜来敦记》相印证，后者所塑造的西方形象的含义就更清楚。“邦人士女，联袂嬉游，衣裙杂袭，都丽如云”，说的恰恰是“郑卫桑间濮上之余也”，然而这种“好色”因能“与百姓同之“（《孟子•梁惠王下》），不但不妨碍社会的健康和秩序，反而会使社会更加和谐，更加向上。也正因为如此，卜来敦的嬉游才会有一种“浩浩荡荡”的“王者气象”。在儒家文化的语意中，说一个社会有“王者气象”，这是一句极高的评语，因为它既通于孟子的“王道”理想，又与孔子“吾与点也”（《论语•先进》）的境界意会神合。黎庶昌的同时代人只见到西方列国在海外的“霸道”，黎氏自己却在其国内看见了“王道”；在中国三千年难以实现的圣人理想，在被目为“无道”的西方社会中却已经生根开花：在这种显而易见的悖论中，我们看到晚清西方形象与中国自我形象互动的一个样例。
根据形象学的理论，异国形象具有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两种功能，前者将自我的价值观投射在他者身上，通过叙述他者而取消了他者；后者则相反，由对一个根本不同的他者社会的描写，展开自身文化的批判。从上面的分析可见，《卜来敦记》所塑造的西方的乌托邦形象，客观上已经包含了对晚清社会现实的质疑和批判的意义。而这一点被《卜来敦记》文末的议论明白点破了：在这里，作者提到“坚凝”的问题，他引用荀子的“立国惟坚凝之难”的观点，借题发挥，明里赞美英国，实际上则针对中国发言。《荀子》的原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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