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命运沉浮中的觉醒
作者：郑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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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璞满怀真、善、美的理想热切关注着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命运，选择中国社会发展中几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构成人物活动的社会背景，借助这样一块不平静的变动的幕布，她潜心沉入了对人生执著的探求，在人物的精神层面、灵魂世界显示了她对人思考的深度和力度。一般说来，宗璞创作的时间开始于建国之后，那个曾经和谐、明朗、轻快的时代也给了作家健康、激昂的创作情绪。这时，支撑宗璞人生追求的多是来自新中国的教育：通过艰难的自我否定、自我改造，抛弃自我的某些弱点，走向集体，投身于为人民的崇高的事业，这在《红豆》《不沉的湖》《知音》等作品中就可以充分感受得到。在经过了历次政治运动的磨砺，尤其是十年“文革”的劫难之后，先前时代的那份单纯、明朗、和谐、轻快已不复存在。在长久的压抑下，人们陷入了困惑与迷惘，这就为作家对心灵世界的探索提供了尤其广阔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然而，毕竟是崭新的时代来临了，它的勃勃生机又给每个人提供了发展的机遇。对作家而言，他的创作个性在此时可以尽情地展现而不再受约束。具体到宗璞来说，积淀在她心底的中国哲学和古典文化的潜在因素积极地发挥出来，她那特有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质、品性、旨趣、精神也不知不觉地顺着笔尖流注到人物的身上，新时期宗璞的创作中表达出的人生理想更多体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极、健康的那一部分。表面上看来，宗璞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创作与新时期的创作在人生理想与追求的表现上有所不同，但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就会发现两者间的一致性。虽则她在建国初期的创作多少也体现出了当时所受教育的影响，但在行文中却远离了当时普遍所推崇的方式，而是选择了非常具有个性的表达，把外在环境对人的强大影响转化为人物个人内心激烈的思想搏斗，这样一来，即使是“改造”“融入集体”等当时非常时髦的词语，在宗璞这里，也改变成为了依据个人旨趣、性格、气质所做的自觉选择，丝毫没有生硬、附会之感，反而合情、合理。这种极具个性化的表达方式淡化了作品中所呈现出的当时通行的社会观念，所以在这一点上，与其新时期的创作具有了相通之处，都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在其身上所打下的深刻烙印。可见，宗璞关注的始终是人，她渴望通过对各色人物命运沉浮的描画而看取人的内心世界、精神领域，以净化和纯洁人的灵魂——即求一种最高境界。这里，始终贯穿着作者对知识分子身份的定位与思考。
其父冯友兰关于人与人生曾经有所论述：“人是怎样一种东西？我们可以说，人是有觉解的东西，或有较高程度底觉解的东西。若问：人生是怎样一回事？我们可以说，人生是有觉解底生活，或有较高程度底觉解底生活，这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人生之所以异于别的动物底生活者。”并且认为：“觉解是构成道德底一重要部分。”①依据这一理论，冯友兰先生把人生划分为四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是最浅的一个层次，是没有觉解的人生，只能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不知不识、顺帝之则”，“顺才或顺习”，一种依照自然法则、惯例而不自觉行进的人生。功利境界“都是‘为我’底，都是‘自私’底” ，“或是求增加他自己的财产，或是求发展他自己的事业，或是求增进他自己的荣誉”，这是一种完全为我，以功利为中心的人生。冯友兰认为道德境界的人，“其行为是行义的，对于人之性已有觉解，在他看来，这是一种贤人的人格，其最大特征是‘尽伦尽职’四字，伦即人伦，职即职责”②，这是一种既尊重自己又考虑自身社会责任及与他人关系的自觉的人生。而在最高的天地境界中，宇宙人生浑然一体，冯友兰认为这是一种圣人的境界，它是在高层次上向自然境界所做的回归。可见，冯友兰先生非常关注人生中觉解的程度，而中国传统文化中也一直有这一因素的延续。“儒家伦理思想的价值取向就是重视精神境界……儒家认为，道德需要，是人的一种最为迫切的需要，孔丘说：‘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③这些观点都深刻地影响到了宗璞的创作，她更多的是在道德境界这一层面思考人，关注知识分子的觉醒。
一、反思与内省：个人的自我觉醒之路
一九七九年发表的《我是谁？》是一篇呼唤“人”的力作，植物学家韦弥一辈子为科学献身，然而“文革”中却陷入非人的境遇，无休止的批判之后，恍惚间她质疑，“我——是——谁？”是牛鬼？是蛇神？是毒虫？当年自己远从大洋彼岸满怀热望飞回祖国母亲怀抱的镜头更是深深地刺激了她，她觉得此刻犹如“一只迷途的孤雁，在黑暗的天空中哭泣”。这时，“黑色的天空上出现了一个明亮的‘人’字。人，是由集体排组成的，正在慢慢地飞向远方”。这雁阵顿时使她警醒，恢复了理智，找到了自我，重燃了信心——虽然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的价值是使大家坚信：“只要到了真正的春天，‘人’总还会回到自己的土地。”魑魅魍魉的时代终究会消失，真正的人终究会觉醒。当面对《我是谁？》这个带有深刻哲学思辨色彩的题目时，我们不应该忘记它诞生的时代背景。“‘文革’对人精神肉体的摧残可谓到了极端”；“我写《我是谁？》是站在人道立场，反对‘文革’时不把人当人看”④。“人会回到自己的土地”，韦弥的这个心愿，虽然是基于个人非人化的遭遇所发，然而针对的却不仅仅是她个人。她是在呼唤那个时代应有的理性和良知，她为了维护那个时代的人类的基本价值而牺牲了自己。随后的《蜗居》“含意深刻些，不仅把眼光停留在‘文革’，而是企图探索人类历史，追溯根本原因”⑤。《团聚》中的凌绾云虽未曾受过类似韦弥的磨难，可是承受了十三年夫妻两地分居的煎熬，只为了在当时“证明自己的资格和勇气”的一时冲动，现在，却付出了“一十三年的光阴，一十三年的物质消费，一十三年的灵魂耗损”，一家人才终得团聚。绾云心中实在欢喜，倍感温暖，然而丈夫的某些变化却使她涌出了淡淡的怅惘：青年时的“无忧无虑、天真坦率”却被偷换成了现时的“鄙陋的心计”和世故。如此，欣慰与怅惘彼此交织在一起，对丈夫的那种权衡利害、自私庸俗的生活态度她有不满和鄙夷，可又对之无所适从，因为如果不靠这些，她能结束长期的离别吗？所以她那善良贤淑、温婉美好的心灵就处在撕扯与割裂中。“她现在是和亲人一起走到平坦的路上了，但那完全消她饥渴的甘泉却不知在何方，那本该属于她的，属于她这一代人的”，她的痛苦在于她不仅要求幸福的物质生活，而且也在追寻生活的纯净的境界，她为理想、纯真的缺失而不安，为人的价值观念的改变而心痛，为人与人和谐关系被污染而忧郁。故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绾云们和作者宗璞都没有停止思索：人的无限在哪里才能寻找得到？“无限”恐怕就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一种永恒的、纯精神性的美好与洁净，一种近乎完美的道德境界。
宗璞笔下的这些知识分子曾经因为自身的遭遇命运而迷惘与惶惑，然而他们终于超越了个人私利，迈向了对于人类共性问题的思考与探寻。在他们身上，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被作者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⑥。这类人物身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善于反思与内省，注重自身的精神修养与道德诉求，体现了中国知识阶层重道守德的文化传统，同时宗璞又竭力发掘出了因时代变化而赋予这一恒久精神命题崭新的意义与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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