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命运沉浮中的觉醒
作者：郑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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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义与责任：自我道德
提升后的必然之途
宗璞始终把她笔下的知识分子放置于历史变动的大场景中来予以关注，因为这确实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境遇。但是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由于个人性格、气质、信仰的不同和精神境界层次的高低，必然会在十字路口处发生严重的分化。
“战争可以把人生中的变化集中缩短，使人可以一目了然。”⑦冯友兰先生如是说。宗璞的“野葫芦引”试图借助中国八年抗战这一宏阔而丰厚的历史背景来描画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灵魂。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这场战争，大学校园里将依然非常宁静，孟弗之、凌京尧们或许就会这么毫无挂碍地从事各自的研究、教学，了其一生。而突然降临的战争不仅打破了他们先前那静谧的环境，而且打乱了他们早已习惯的生活方式，他们不得不重新进行选择。孟弗之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知识分子，他虽然关心国事，但不主动接近政治，只求治学求生、教学为业，以他高洁耿直的品性实践着“独善其身”的古训。但当日军侵入、烽火遍燃的时候，他时时关心着战事的发展，关注民族的前途，关注教育事业的正常进行，这位曾欲“独善其身”的夫子此刻却深深地把自己融进了国家与民族，其实这也是符合他崇高思想境界的一种自觉选择。因为如孟弗之一类的知识分子，是民族的先觉者，“在他，虽不能佩剑请缨，奔走沙场。但仍有自己那份为国家，为民族出力的事情要做，而且自觉到应该做好。”⑧凌京尧则有所不同，他一向崇尚优裕舒适的生活，然而当“生活的恶浪压顶而来”，不仅把这一切砸得粉碎，连他“自己的精神和肉体也被撕成片片，再也合不成原来的京尧了”，虽然早先他也本能地意识到不能当亡国奴，然而仅仅几次刑讯就使他彻底屈服了，他不愿舍弃那优越富足、安适闲逸的生活方式，这时他的内心也曾痛苦，也曾不安，但那物质性的享受以及由此带来的精神上的陶醉毕竟是实实在在的。所以，他最终的变节，与其说是被迫，不如说是主动投入。（《南渡记》）
同样，“文革”浩劫对人的震动丝毫不亚于一场战争的影响，它所映照出的人的灵魂同样清晰而逼真。梅菩提肩扛灾难而依然坚韧，她虽然无力对抗外界那强大的魔鬼般的恶，然而内心却始终坚信正常细胞一定能战胜癌细胞，她所接受的教育和高洁执著的人生态度使她保持了独立不倚的个性及清醒的判断能力，靠着这种豁达洒脱，柔弱、善良的她终于挺过来了。崔珍则不然，虽也被称为知识分子，却是“狠心冷面”，身为系总支书记的丈夫被揪出，她主动与之离婚；其夫悬梁自尽，批斗会上她慷慨陈词，丝毫不见夫妻之情；为了监视菩提她甚至装病继续待在医院……足见其“原则性”之强。她已经丧失了起码的善恶评判标准及正常的人性，而沦为当时政治斗争的工具，成为被极“左”、僵化的思想所钳制的畸形人。（《三生石》）
如上分析，孟弗之之于凌京尧，梅菩提之于崔珍，前者保留着真正知识分子的本性——清醒、高洁、独立，所以能够在十字路口处看清社会发展的走向，做出正确的选择；而后者恰恰缺失了这些美好的素养，而成为十字路口处的落伍者，甚至是背叛者。正是因为有了孟弗之、梅菩提等这些真正的知识分子支撑起了中华民族的良知，我们这个民族才不断地反思、觉醒以至毅然前行。知识分子从自我觉醒到启悟中华民族的觉醒，这是一个必然而合理的历程。从中我们亦可清晰地把握到宗璞对知识分子身份定位的思考：知识分子在个人的道德品质完善之后，应当把个人的追求和事业自觉地同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结合起来，人生的价值与意义也能够在这种结合中得以实现和升华。个人的道德自我完善是基础、出发点，也是归宿；个人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感、道德感则是其自然的衍生层次。
三、高洁与执著：知识女性的人格觉醒
宗璞写知识分子，笔下更多出现的是女性知识分子的形象，在那些情愫缠绵的倾诉中显现不同类型知识女性的道德人格。《核桃树的悲剧》实则为树下与树相伴三十年的主人公柳清漪的悲剧，她柔弱而刚强，善良而坚韧，默默忍受感情生活中的悲凉，却又内敛而理智。正是在核桃树下，她建立了幸福的家庭，但婚后不久，丈夫即出国留学，不仅三年未归，而且三十年未归，只给了她一封轻飘飘的说对不起的信。三十年的凄凉寂寞，三十年的泪痕创伤，三十年的风霜雪雨，只有核桃树与她相伴，作为她半生坎坷，晚年又病魔缠身、骚扰不绝的见证。怎么办?只有砍了它，可是那无异于毁灭自己，树与人早已融为一体，无法分割，因此，内心的矛盾与痛苦只有转化为饱含血泪的文字：“我是自卫的弱者——因为是弱者，所以不得不自卫”，她根本无力对抗不幸的命运，那么她一生所信奉的人生哲学——“人欠我的不必索取，我欠人的一定偿还”——是否就显得软弱而苍白?女性就该这么永远背负着弱者的十字架奉献尽一生的善良吗?尽管文字间倍感悲凉，然而从反面提示给我们的思考却引人注目。
《心祭》同样是一位女性大胆袒露的心声，黎倩兮与程抗完全达到了心灵契合，二人所进行的常常是精神层面的沟通与交流，“微笑和目光倾吐了思想，原来他们根本用不着说话”，然而却始终不能相伴相随。于是，黎倩兮既沉醉于这种心有灵犀，又清醒地立足于现实，她也不奢望能与他朝夕相守，故而她深隐这种情感，只令它在心底慢慢发酵。“她只能把笑和哭一起拼命咽下去”，所以她宁愿把这位知心爱人当做兄长，而丈夫却“支持着她生活的平衡，他是她本身的一部分”。这种既丰富又内敛、既缠绵又理智的情感被宗璞表现得委婉曲折、细腻跌宕，这是黎倩兮自觉的道德选择，她既在心底存留有这份真情的纯洁与高贵，又坚守了自己稳定、和谐的家庭。作品与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颇有相通之处。只不过，《爱，是不能忘记的》展现的是钟雨对理想婚恋生活的向往与期望，而《心祭》更多展现的是黎倩兮在现实生活中对美好情感的依恋与节制。
相比较柳清漪与黎倩兮，《南渡记》中的凌雪妍所面临的选择就可以称得上是撕心裂肺了：一方是生她养她、情深似海的父母，一方是爱她恋她，她愿意把心都掏出来给予的丈夫；一方是为保全自己体面生活而充当汉奸的父母，一方是奔赴革命，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丈夫。何去何从?成了摆在这位一直置身于温柔富贵乡、宁静安闲的知识女性面前的难题。可“最温婉的性情往往有最执拗的一面”，痛苦中她做出了坚定的选择，离开她曾经习惯的一切，循着“雪雪，你来”那虽遥远但有力的声音去追寻丈夫。这固然显示了爱情的强大力量，然而却更是一位青年知识女性在国家危亡关头深厚的社会责任感、民族自尊心和清白、高尚的道德操守的体现。
宗璞自己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又非常关注女性的命运，可是她“并不仅仅是‘女性文学’家，而首先的还是‘无性别’的作家”⑨，这样的评论抓住了宗璞的特点，或许她的创作中少了女性特异的感觉、体验的表现，而是把女性作为人来探讨同属于人的精神境界、道德人格等问题；她不过多地强调女性与男性的差异与不同，而更多地强调女性也应追寻人生的最高的境界。因为，女性首先也是人，这其实是把女性摆在了与男性同等的层次（抑或是更高的层次）来体现对于女性的关注。如果说宗璞的创作中没有体现出女性意识的特殊性是其缺陷与不足的话，那么她的创作中恰恰表现出女性同属于人的追求的普遍性却是其优长与独特之处。她并不希望女性作为特殊群体（甚或直接就是弱势群体）而接受来自四面八方更多同情、怜悯的关注，而是期冀女性作为大写的人，勇敢地展现自己的个性与风采，不甘示弱地与男性一道去追寻人生的最高境界，以达到女性的自觉与人的自觉的最终的统一，这恐怕才是宗璞心中优美、和谐的两性关系的理想图景。其实，从另一角度来看，宗璞创作中那言语行文的风格明显带有女性的色彩，而“无性别”恰恰是她隐藏在背后来看取人物、人生的一种方式。所以，“无性别”非但不能成为贬低她创作的理由，反而应当成为她思考、探索更加深入的体现：由特殊向普遍、由个别向一般的提升。
宗璞小说中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是自觉而醒豁的，当然是因了作者主观思想意识的清晰、真诚地注入，我们从中不难看出知识分子的那份“纯净的道德感”。尤其是在当下这个高度物质化的时代，宗璞的存在无疑就是一个象征，那是人文知识分子面对社会、历史与现实人生的一种理智选择。在如今弥漫着浓重商业化气息的时代氛围中，她仍执著于“野葫芦引”长篇的创制，把她曾经的生命体验与感悟凝结成既轻灵又厚重的文字，这对当代文坛而言是一股既细微又巨大、既深潜又强烈的精神支撑。
①冯友兰：《新原人》，第１５页，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６年。
②启良：《新儒学批判》，第１８４页，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５年。
③罗国杰：《儒家伦理思想新探》，《儒佛道与传统文化》，第９０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
④⑤施叔青：《又古典又现代——与大陆女作家宗璞对话》，《人民文学》，１９８８年第１０期。
⑥何言宏：《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第１６页，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⑦冯友兰：《战争与人生》，《三松堂全集》，第５卷，第３７１页，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
⑧金梅：《一腔浩气吁苍穹》，《文学自由谈》，１９９１年第１期。
⑨赵金钟：《霞散成绮·冯友兰家族文化史》，第１９２页，长江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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