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从“器具”领悟生存
作者:郭洪雷 张艳龙
更多经典:点此访问——应天故事汇
看到文章题目,人们可能马上想到了海德格尔。李锐在一篇文章中称他为“进攻型的精神撒娇者”①,并指责海德格尔,二战期间参与纵容纳粹对整个人类的犯罪,战后拒绝忏悔。不管李锐愿意不愿意,如果我们将海氏的“器具”之“思”,与李锐的农具“故事”进行互文解读,虽不能保证一定有意外收获,但肯定很有意思。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如果不是真的对海德格尔“略知一二”,李锐也不会下此断言。
一、农鞋与农具
海德格尔是不是一个“精神撒娇者”,我们不敢多言,但有一点却是真的,海德格尔挺固执,他愣说凡高画笔下的《一双鞋》是农妇穿的,研究者对此百思不得其解。谁穿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双被视为“器具”的农鞋,用海德格尔的话说,“照亮”了农民生存世界的“真理”。面对凡高的画作,海德格尔有过一段富于想象的描述:
从鞋具磨损的内部那黑洞洞的敞口中,凝聚着劳动步履的艰辛。这硬邦邦、沉甸甸的破旧的农鞋里,聚积着那寒风料峭中迈动在一望无际的永远单调的原野上的步履的坚韧和滞缓。皮质农鞋上沾着湿润而肥沃的泥土。暮色降临,这双鞋在田野小径上踽踽而行。在这鞋具里,回响着大地无声的召唤,显示着大地对成熟的谷物的宁静的馈赠,表征着大地在冬闲的荒芜田野里朦胧的冬眠。这器具浸透着对面包的稳靠性的无怨无艾的焦虑,以及战胜了贫困的无言的喜悦,隐含着分娩阵痛时的哆嗦,死亡临近时的战栗。这器具属于大地,它在农妇的世界里得到保存。②
一进入海德格尔的话语世界,人们都有一种“玄之又玄”的感觉,用李锐的话说:“够我们云里雾里地琢磨一辈子了。”③不过,上面这段文字,看懂的人肯定不少。
同样是对农民生存世界的关注,与海德格尔的哲思相比,李锐的小说让人感到朴素和踏实,阅读的欣悦代替了理解和沟通的痛苦。然而,就像海德格尔的“器具”之“思”一样,李锐的农具系列小说所涉及的“器具”,无论是(衤夸)镰、耱、青石石畏、连枷、樵斧、锄,还是桔槔和扁担,都凝聚着他对历史的深刻理解,对农民生存状态的独特领悟。
首先,农具是李锐理解历史的重要媒介。他在《〈厚土〉自语》中写道:“他们(农民)手里握着的镰刀,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了基本的形状;他们打场用的连枷,春秋时代就已经定型;他们铲土用的方锨,在铁器时代就已经流行;他们播种用的耧是西汉人赵过发明的;他们开耕垄上的情形和汉代画像石上的牛耕图一模一样。”④在李锐看来,农民们世世代代不断地重复着,重复了几十个世纪。在干旱贫瘠的黄土高原上,历史这两个字,就是有人叫高粱红了几千次,谷子黄了几千次。正是在农民使用农具的过程中,在农具磨损和残破的过程中,历史才渐渐得以赋型。在这一点上,李锐与海德格尔不谋而合。在海氏看来,“器具”凝聚着“世界”与“大地”的“争执”——“真理”,而“真理之发生以其形形色色的方式是历史性的”⑤。
其次,“器具”还是海德格尔和李锐理解农民生存的共同方式。前面引述了海德格尔对那双鞋的大段描述,其实,用李锐的一件件农具置换那双鞋,我们可以得到相同甚至更多的对农民生存世界的领悟和想象。只不过相信“叙述就是一切”的李锐,采取了“讲故事”的方式。如果将二人不同的文本放到一起进行对读,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看清两人在认识上的契合,还可以加深我们对双方的理解。一方面,在海德格尔看来:“器具的器具存在就在其有用性之中。……田间的农妇穿着鞋,只有在这里,鞋才存在。……我们正是在使用器具的过程中实际地遇上了器具的器具因素。”⑥同样,李锐的农具系列小说,也是在农具使用的“叙述”中,揭示了当下农民的生存状态。在《(衤夸)镰》中,陈有来用割玉茭的镰刀割了村长杜文革的头,农具成为了反抗权力的“武器”。在《残耱》中,“他”在耱地时耱破腿伤,回来后在自家院子里感慨万千,伤心落泪,在痛苦中倾诉自己的孤苦无助,倾诉自己对土地和农具的深厚情感;另一方面,海德格尔认为,通过对以“作品”形态出现的“器具”的本质直观,使存在者“闪现在我们面前,并因而现身在场,从而成为这种存在者”⑦。在李锐农具小说的文本处理上,我们也看到了相近的理解。每个故事前面,作者所引录的《王祯农书》和《中国古代农机具》上的文字和图案,是小说整个文本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样的处理,使读者对农具的“器具性”理解成为可能,在“器具性”中,农民的存在状态得到自身显现。这是一种不同于历史感的生存体验,李锐采取了近乎“看图说话”的方式,用“故事”讲述当下农民所面对的心理困境和生存焦虑——是扎根土地困守家园,还是挣脱“束缚”,打破人与土地的原始和谐,走进并不属于自己的陌生“世界”,在无根的状态下,最终落得要么锒铛入狱、自阉跳崖,要么像有来那样死于乱枪之下的悲剧结局。
二、生存是一种体验
在《(衤夸)镰》中,本来是割玉茭的镰刀却被用来割人头。所以造成“器”非所用,显然是由于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和谐被权力所玷污和破坏。李锐的短篇小说,对权力向农村的渗透和统治多有揭示和表现,在这里,权力以性的优先权、救济、算工分、分粮食和派活等多种形式表现出来,有时甚至可以公然地“选贼”。面对权力,人们可以逆来顺受,可以搞“黑色幽默”,但失去权力的支配后,大家又都感觉到无所适从。《(衤夸)镰》中陈有来选择镰刀来“替天行道”,反抗村长杜文革,镰刀也就成为了替天行道的“武器”。当然,在“冷兵器时代”,这样的反抗可能成为英雄史诗,但在“热兵器时代”,只能成为带有悲剧色彩的刑事案件。
从以往的创作看,李锐非常重视情节叙述和场景描写,在情节和场景中把握细节。在他看来,所有的细节都是在历史的浊流中沉淀下来的东西,细节是对具体生命体验的表达,是每时每刻所有活着的生命所依托的东西。在《(衤夸)镰》中,李锐却在心理描写中寻找细节,将一个完成复仇使命,杀人后处于生命失重状态的人物心理,通过细节展示出来。李锐以第三人称为叙事角度,将充满细节的外在动作和行为与人物心理活动和内心感受结合起来,使人物的心理状态得到立体展示。
小说开头,(衤夸)镰和杜文革一起被放在八仙桌上,这一“动作”制造的悬念上来就抓住了读者。但叙述者并不忙于直接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而是将人物的外在动作、身体感受、心里感觉、内心联想和完全解脱状态下视线的游移综合在一起,获得了富于穿透性的心理描写效果。
他把它们都洗干净了,(衤夸)镰和杜文革都在井边洗得干干净净的。他把自己也洗干净了,那件弄脏的上衣扔在井台上了,扔的时候还犹豫了一下,等到弯下腰伸出手的那一刻,忽然明白过来自己真是一个傻瓜,忽然明白过来从现在起,不只这一件上衣穿不穿无所谓了,连眼前这个看了二十六年的花花世界都和自己一点关系也没有了。
这里既不是纯粹的心理描写,也不是纯粹的行为和动作描写;既不是纯粹的“讲述”,也不是纯粹的“展示”,但却达成了“混成”的修辞效果:一切动作都充分地反映了心理,一切心理都体现为动作和行为的细节。紧接着,通过 “穿衣服”的自由联想,叙述者将人物的心理状态落实为具体的身体感受:
松了绑的身体轻飘飘的,浑身上下没有一丁点儿分量。也许是刚才的拚打消耗了太多的力气,胳膊和腿都是软酥酥的,像是有半斤老酒烧得浑身上下舒舒服服晕晕忽忽的。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