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从“器具”领悟生存
作者:郭洪雷 张艳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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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常年生活于其间,再熟悉不过的外在环境,这时也变得跳荡浮动,陌生而又鲜亮:
梯田里的谷子和玉茭被地堰镶嵌出一条一条斑斓的浓黄。头顶上,蓝天,白云,清风从不知道的地方晃动了秋禾辽远地刮过山野。太阳明晃晃的。明晃晃的太阳照着眼前空无一人的原野,照着空无一人的街巷。到处都是空空荡荡的。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注意到,原来今天是个大晴天。
梯田、谷子、玉茭;蓝天、白云、太阳,空旷的原野、空荡荡的街巷……每字每句描写的都是有来日常生活“世界”,但在这时候,这些熟识的景物令他觉得陌生,杀人之后彻底的解脱感,生命的失重感,使得他生存的日常环境,以近乎“惊异”的方式呈现出来,这样的景物为杀人后的有来所独有。这里一切描写景物之语,皆为透视有来内心之语。
三、内心倾诉中的人称转换
就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揭示而言,李锐在《残耱》中走得更远。在这里情节被淡化,耱地受伤后,“他”回到自家院子里,在左腿和肩背的疼痛中,“他”进入到“自说自话”的倾诉状态,自由联想成为了营构全篇的主体。这种叙述方式让人马上想起了《追忆似水年华》,想起了普鲁斯特对“小玛德莱娜”的那一段精彩描写。“起先我已掰了一块‘小玛德莱娜’放进茶水准备泡软后食用。带着点心渣的那一勺茶碰到我的上腭,顿时使我浑身一震,我注意到我身上发生了非同小可的变化。” ⑧在一“碰”之间,流水般的岁月便在叙述者的笔下汩汩而出,为读者打开了一个失去的记忆中的世界。李锐在这里也采用了类似的手法,抓住人物在特定场景下的情绪和感觉,将“他”纯朴理想破灭后所产生的失落感,将“他”对残耱的深厚感情,将“他”对土地的精神依恋,通过自由联想、口语倾诉的方式,自然而然地表露出来。与《追忆似水年华》相比,《残耱》虽为短制,却堪称佳构。
一般而言,在现代小说中,由于叙事者与人物的统一,人们大多选择第一人称“我”,作为意识流和内心独白的最佳视角。第三人称“他”由于受叙述视角的限制——叙述者与人物的分离,造成了在心理描写上的特殊障碍。为克服这种障碍,人们采取了不同的手法。李锐在残耱的故事中,另辟蹊径,在人称和话语方式上大做文章。就像普鲁斯特用“小玛德莱娜”激活了记忆中的世界一样,李锐通过三次不同的痛感描写,展开了“他”的心理世界。“左腿上的伤还在疼,肩背上也疼。”叙述者首先以第三人称倒叙的方式,追述了前面“他”在耱地时受伤的经过。在这样的叙述中,叙述者与人物的区分清晰可见。如仔细阅读就会发现,在追述中,作者进行了不动声色的人称转换。
他就那么坐在大太阳底下,一个人哭。抽一口烟,流一阵眼泪。抽一口烟,流一阵眼泪。然后就骂自己,你狗日的又不是个婆姨家!不就是孙子孙女不在身边么?不就是清明节儿子们没回来么?没有人回来,你和老伴儿不是也把坟上了,也把纸烧了么?没有人回来,你不是也年年把庄稼种了么?你哭啥么你?六十多的人啦,越老越没出息,你狗日的真够个没意思你!……
类似的人称转换小说中多次出现。在中外小说创作中,除极个别情况,很少采用第二人称。李锐将“他”、“你”、“我”混杂使用,取得了独特的阅读效果。这种效果首先表现在叙述者与人物的统一上,或者说叙述者以更为隐秘的方式行使着自己的修辞技巧,叙述本身由“外聚焦”迅速地、不知不觉地转变为“内聚焦”,这样就为叙述采用“自说自话”的话语方式提供了可能;其次,在李锐的第二人称叙事中,人物被奇妙地自我对象化,无形之中,人物内心在“你”与“他”的对话中得到了自然呈现。这样,就使巴赫金所强调的“对话性”在人物自身中得到了实现。
如果说作者在“他”的“身体之痛”中追述了受伤的经过,一个老农孤独、失落的心理,通过人称的转换,被自然地表现出来,那么,作者重新回到第三人称,叙述“他”的第二次痛感,则是不折不扣的“内心之痛”。“心里猛一阵钻心的绞疼,从心窝一直连到肩膀上,疼得牵心拽肺,疼得连气都快断了。他赶紧低下头来,闭上眼睛,把烧疼的心躲在短暂的黑暗当中。”随即,作者又将叙述视角转回到第二人称“你”,通过一连串的自我倾诉,在人物的内心深处,发出了“人生如梦”、“死在梦里”的感慨和哀叹。手里攥着小树苗,想着自己使过的锨、镢、锄、镰,一股不可遏止的情感喷吐而出。这时,第三人称和第二人称已经不能满足叙述的情感需要,作者毫无顾忌,毅然转入第一人称“我”,直接抒发淤塞已久的情感:
我就想死在梦里……我真想死在梦里……现在就死,就这么攥着这棵小树苗死。等我死了,也不松手,也不让他们把这棵小树苗从我手里拿开。就让他们把这棵小树苗和我一块放到棺材里,就让他们把我使过的家什,把我使过的锨、镢、锄、镰还有这盘散了架的耱都和我一块埋到土里……
这时,一个孤独无助的老农,满怀着对土地、家园和农具的无限依恋,寻求在自己的梦里死去的“情感之痛”,深深打动了读者。由身体到心理,由心理到情感,通过流转自如的人称转换,老农充满痛苦的心理、情感世界,被巧妙地展示出来,一览无余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
对于李锐这种“自说自话”的叙述风格,早有论者提出过批评,认为这种叙述风格“与其说是李锐的一种大胆创造,不如说是李锐在吸收农民口头语言方面还未到火候”⑨。从模仿的角度看,这样的批评不无道理。但李锐的创作实践和对叙述技巧的积极探索,也使我们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关注农民的生存状态,仅仅局限于物质层面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对当下的农民而言,这种生存状态,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生存的焦虑和心理困境。面对无形的心理和情感世界,简单地语言模仿未必可靠。通过“器具”,通过“器具”的使用,通过“器具”使用中展开的内心世界,去“领悟”他们的生存状态,也许是一种可能的方式。
写到这里,看到了李锐发表在《天涯》上的农具系列小说之六《扁担》,读到进京打工的木匠金堂被撞残双腿,用扁担和轮胎托起双腿,双手各握一块卵石,一挪一挪,悲壮地千里还乡,笔者再次想起了李锐反感的海德格尔引用过的诗句:
依于本源而居者
终难离弃原位。
也许,这将是最终的领悟。
①③李锐:《精神撒娇者的病例分析》,《天涯》1998年第1期。
②⑤⑥⑦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起源》[A]《林中路》[C]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17页,第16-17页,第13页。
④李锐:《〈厚土〉自语》,《上海文学》1988年第10期。
⑧M·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第1卷)[M] 李恒基、徐继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89年,第47页。
⑨郜元宝:《“自说自话”及其限度》,《文汇报》,1995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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