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诗歌与人性共同的上升之路
作者：李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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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去年很偶然地读到穆玛的诗歌，数量很少，且都发在《花城》上，读后非常惊异：在今天竟有这么好的诗歌，纯然未被污染的诗歌！我的最初感觉是：这是一种返回的诗歌，返回诗歌的原初品质，返回诗歌应有的品质，洁净、优雅、深邃，带有某种神性的光芒。我的感觉用穆玛本人的两句诗来表现也许更准确：“清洁而陌生的词语／直接带来了幸福”，因此总是耿耿于心，希望能就穆玛的诗写点什么。
从这少量的诗歌里，我们看得出穆玛始终关注的是什么，她要写的那首“独一之诗”①的模糊面貌是什么。她始终关注的就是人的生命的基本处境，那种最深层与最真实的存在。她对此有痛切的体验和深邃的领悟。她如此理解我们在大地与天空之间行走的生命：我们生长在大地上，这是我们的宿命，因而有着多欲的、污浊的、易腐的沉沦本性，但上升的力量和空间始终存在。我们总是在挣脱黏稠的大地，向着更纯净的境界，向着某种可能性做着攀升。我们总在这样的途中。这是我们惟一的希望所在。
生命何其短暂，且在生的时候生命已不全然属于“我”，死亡已悄悄地占据了部分领地，所以穆玛在一节诗中精辟地写道：
此刻我仍然拥有
部分的身体
和一些时间
我知道它们只是在
穿过我
虽然不易察觉
但它们确实在剥离
从我之中
（《穆玛诗十六首之十二》）
在生命的渐渐流逝中，人何等被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身体和时间从己身“剥离”，束手无策！如果说这里用“仍然拥有”的肯定语气表现了某种达观，那么穆玛在另一节诗中的表达则要伤感得多：
我活着
看见生命是一种力量
死亡是一种力量
同样固执
同样忧郁
（《潜行者》之三）
与死亡相伴而生，这就是我们的基本处境，也是我们亘古长存的隐痛。然而这不是最令人绝望的。最令人绝望的情况是我们将在愚蠢和污浊之中度过一生。穆旦曾经写过一句诗比喻自己的生存：“污泥里的猪梦见自己生了翅膀”，我们往往不愿正视这一情况，即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在人世间的生存就是一种污泥里的猪的生存。我们为什么把我们的生活叫做“尘世”生活，“世俗”生活，就是因为它总是沾染了种种不洁。穆玛在诗中不止一次地用“污浊”“不洁”这类的词语描写我们的生活：
而此刻我只感到
心中污浊
（《穆玛诗十六首之一》）
这座城市最阴暗的角落
是我们欢爱的场所
充满污水和
污水般的人群
（《潜行者》之十四）
天赋的一线之明啊
被我污浊的手蒙蔽
（《潜行者》之十）
“污浊”，这个词让我们心领神会，因为没有哪个时代有今天这么多的、随时随地可见的污浊。我们眼见污浊，我们经历污浊，我们自身也制造污浊。这种污浊不是传统基督徒式的一定要从灵魂的洁白里拷问出的污浊，不是那种带有精神自虐色彩的非理性行为，是我们睁眼闭眼就能看到的实实在在、无可辩驳的污浊。可怕的不是污浊本身，而是对污浊的熟视无睹，以致污浊的生活成了一种最正常的、人人追逐的生活。这样的生活使诗人感到窒息，感到受伤害，于是她企图用想象和筛滤现实来进行逃避：
我的眼只接受
有限的可喜之物
并把它们置于
想象的平原上
一所悄然筑起的房屋里
（《潜行者》之九）
我把一只鲜艳的风筝
放到天上
关注它
而忽略其余的一切
让它飞
让它远离
用这一点艳丽
抵御
在低处的生活
（《穆玛诗十六首之五》）
但这不是勇者的所为，而是怯懦者和逃避者的自欺欺人。而其实在一个普遍污浊的环境中，自身的清洁也是十分的可疑。所以诗人尽管描写了普遍的污浊，即自己“久居其中的低地”以及在污浊中无根水草的“疯狂生长”，但自身的污浊、自身的价值困惑、自身的孤独迷茫才是更深地折磨着诗人的所在。而这些在穆玛的含义里统统属于“不洁”。我们看诗人怎样描写“我”也即现代人刻骨铭心的孤独：
我被众人拥抱
或深情
或潦草
每一次
我们都试图将肌肤
寸寸相贴
我们呻吟呼喊
也无声地哭泣
然而身体里难以温暖的部分
总是不合时宜地
起身出走
走至房间的角落
僵硬地站立在那里
等待一切平息
等待欢爱的躯体
松弛地睡去
他又归来
我在欢爱的瞬间
侧过微红的脸孔
看见他那么僵硬地
站立在房间的角落里
不能被温暖
（《潜行者》之五）
这是对现代人孤独感的至深描写。现代人总以为肉体可以代替灵魂，纵欲成为解放自身的一种方式。然而不能。穆玛在这里突然将我们的身体一分为二，一个是正在欢爱的部分，另一个是“身体里难以温暖的部分”，他甚至人格化为另一个自我的形象，“起身”“出走”，“僵硬地站立在那里”，“他”的独立出现的形象正是我们身心分裂的象征，“他”是身体里的清醒者，我们生存真相的观察者、评判者、反省者，“他”是我们的另一根神经，细小而尖锐，让我们清醒地知道：纵欲是一种暂时的麻醉和自欺，而不是获救的路。
穆玛说我们已经“损毁了自己的基本”，那么，在我们短暂的生命里，在我们生命的渊薮里，哪里才是上升的道路？
穆玛最终倾向了宗教。她写道：
在深夜
当身体终于疲倦的时候
我想向你作一次祈祷
……
我猜想
这是惟一的
洁净之途
（《穆玛诗十六首之三》）
祈祷就是倾听，倾听自己的声音，也倾听上帝的声音；不仅仅是独白，也是对话，与一个神秘的至高的倾听者的对话。但上帝是否存在？这不是一个可以实证的问题。只要我们需要，我们就可以信仰一个上帝。十八世纪，康德就已经从认识的领域赶走了上帝，十九世纪，尼采的一声惊世之言“上帝死了”又从道德领域彻底赶走了他。但是且慢，从知识领域赶走的是可以实证的上帝；从道德领域赶走的是那个高高在上的“万能的主”，我们臣服他就可以得到恩庇，我们违背他就将遭到可怕的毁灭的那个“主”，尼采说的就是那个培养基督教奴隶道德的上帝死了。但我们至今依然需要，需要一个心灵的上帝，以抱慰我们的孤独、迷茫并开辟出一个可以无限提升的精神空间，使人在“成人”的道路上得到陪伴和扶持。这正是现代宗教的精神和魅力。现代的很多信教者，并不是出于传统，而是出于个人独立的选择，我想原因就在于此。Ｈ.奥特，这位瑞士著名的神学家在他的著作《不可言说的言说》中精辟地论说了：“上帝，这位超验者，对人而言是内在性的；反之，人对于自身而言是超验的，他不支配自己。（因此人才会确信上帝）”②而这正是现代基督教的基本精神。
穆玛对上帝的理解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正因为“人对于自身而言是超验的，他不支配自己”，所以我们才需要一个上帝。现代人，在这个庞大的、没有安全感的、时刻可体验到软弱和无助的世界上，除了剩下一个貌似的“个人性”，还剩下什么呢？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心灵的上帝，做我们人生的陪伴者、倾听者和提升者。正因为这个上帝是“内在性”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祈祷”理解为自我与自我的对话，人的自我慰藉与质询，或者说人的世俗高度和人的上帝高度之间的对话。我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使用“两个高度”的说法的，世俗高度，即人实际的生存所达到的高度；上帝高度就是人可能的高度和至高的高度，这个高度是人永远达不到但可以不断追求和趋向的，人只有把这个高度对象化为异己的存在——上帝，才可以返观自己的存在，正视自己最真最深的灵魂，才会不断地去反省，更新自己的生命境界。所以奥特又说，“就与动物比较而言，人本质上是未完成的生物”，人“现在之所是”只是他“真实之所是”的一个“断片”③，因而可以在“向上帝而存在”中不断发掘潜在的可能性，使自身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