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8期
文学鉴赏：既要“还原”，还要深度阐释
作者：张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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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梦”首先是指诗人对政治理想、社会理想的追求。一九一八年徐志摩出国赴美留学，他后来言道：“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想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Ｈａｍｉｌｔｏｎ。”（《猛虎集》序）徐志摩想做中国的汉密尔顿，梦想成为一个政治家。为了这一夙愿，他忘却了父亲的叮嘱，醉心于研究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为此，于一九二〇年又转到英国康桥学习，并在此确立了他的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要在中国建立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归国后，他沉醉在“盼望一个伟大的事实出现，我们要守候一个馨香的婴儿出世”（《婴儿》）的期待的热望中，为自己坚定的信仰，“为要寻一颗星”，他执著着，焦急地“冲入茫茫的荒野”（《为要寻一个明星》），希望能看到“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明”（《为要寻一个明星》）。但他看到的是“母亲”在“生产的床上受罪”，“她的生命挣扎着血与肉与骨与肢体的纤微，在危崖的边沿上，抵抗着，搏斗着，死神的逼迫”（《婴儿》），他执著地追寻一颗“星”，却“骑着一匹拐腿的瞎马”（《为要寻一个明星》），“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当时的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中华民族正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外国列强蚕食鲸吞，国内封建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几年的国内生活，残酷的现实无情地打击了诗人那颗高傲的心，使他渐渐地失望，他终于没能看到那个“美丽的婴儿”的出世，那颗期望的“明星”的升起，在中国建立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愿望最终化为泡影。这对于信仰坚定并拥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一心想成为一代政治家的徐志摩来说，无疑是极其痛苦而又无可奈何的，故地重游，重温旧梦，聊以抚慰心灵和精神的伤痛，实出自然。这也使诗人的“寻梦”增加了更为充实的厚重的内容。
《再别康桥》中所寻之“梦”的另一个主要内容是对个人生活理想尤其是情感理想的追求和渴慕。一九一五年徐志摩奉父命与张幼仪结婚。一方面他无法违背父命，另一方面由于从小在一个比较开明的家庭环境中生活，而后在外地求学，更多的呼吸的是民主自由的空气，接触到一些新思想、新思潮，养成了喜欢浪漫幻想的天性，而“我要嫁给家人为我相中的男人”的张幼仪是个比较典型的旧式女子，旧的思想观念对她的影响根深蒂固，这与徐志摩想象中的“新式女性”是格格不入的。因此，这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对于徐志摩来说是痛苦的，使徐志摩背上了沉重的精神十字架，但他又无法摆脱。赴欧美留学，他进一步受到西方个性解放、自由民主的思想的熏陶和浸染，在伦敦与林徽音相遇，坠入爱河，从此他的感情像脱缰的野马，似冲决堤坝的激流，他的激情，他的执著，他的率真，他的全身心的投入，令人感佩。应该说，对林徽音的爱，是徐志摩的第一次真正的恋爱，也是他人生中迟到的初恋。生命中第一次体验爱的情感、欢乐与痛苦，自然是铭心刻骨的记忆。在具有浓烈的浪漫情怀的徐志摩看来，爱情与“上帝之爱”拥有相提并论的地位。康桥，对徐志摩来说，正是他的爱的圣地。他对林徽音的爱，与康桥是密切相关的，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徐志摩对康桥的赞美，包含着他没有明说的言外之意——是对他的爱情的歌颂。也就是说，康桥成了徐志摩对林徽音爱的一个象征，一个载体。⑥这构成了他所寻之“梦”的内核和真正的秘密。
徐志摩为这次真正的爱情，进行了他生命历程中的一次“冒险”，一次人生抉择。他决定与张幼仪离婚，彻底结束令人痛苦、无奈的无爱婚姻，以使两人得到解脱。他承受了来自家人、朋友和社会的各方面的压力，义无返顾，毅然决然，一方面说明了他对旧式婚姻的痛恶和坚决反抗，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对真正的心灵相通的享受到生命激情的快乐的爱情的珍视和渴盼。但他与林徽音的爱情却无果而终，尽管如此，这次爱情经历始终让徐志摩魂牵梦绕，难忘于怀。始于康桥的无果的爱之“梦”，就这样被“揉碎了”，但她也变成了徐志摩情感生活的内在动力。每当他失意、遇到挫折或难以承受的打击、陷入困境时，到康桥“寻梦”，便成了抚慰其精神和心灵创伤的良方和妙药。
徐志摩追求林徽音失败，被淹没在失恋的痛苦中，一度变得很消沉，正是在这种情景下，徐结识了经常出入交际场所，跳舞看戏，欢宴郊游，已成为北京有名的交际花的有夫之妇陆小曼，两颗心灵碰撞出万丈光焰，两个人久已压抑的情感犹如两股相向奔流的江水掀起了滔天巨澜，惊世骇俗。郁达夫说：“忠厚柔艳的小曼，热烈诚挚若志摩，遇合在一道，自然要发放火花，烧成一片了，哪里还顾得到纲常伦教？更哪里还顾得到宗法家风？”⑦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恋一时传为佳话，但喜生于斯，悲生于斯。经历了几多感情的坎坷与挫折的徐志摩，命运注定了他是一个令人同情的悲剧诗人。他对陆小曼倾情相爱，希望她能改变过去的生活，他南北奔波，努力支撑这个家庭沉重的经济开支，可是得到的回报是什么呢？陆小曼依然故我，而且事情越来越糟，到了一九二八年，陆小曼又染上了鸦片瘾，更可悲的是某君搅进了这个已经混乱不堪的家庭。徐志摩满腔的热望和真挚的爱却无力拯救陆小曼，成功的恋爱、失败的婚姻的事实，使我们能够感受到，一九二八年重登英伦去寻旧梦时，一向颇具西方绅士风度的徐志摩的内心是何等的痛苦、悲哀和无奈啊！除了故地重游，重温旧梦，聊以抚慰内心的伤痛，他还能怎样呢！
从徐志摩的个人生活和情感追求的角度看，他是一个生活在梦境中的人，是一个追求理想化的人，更是一个生活艺术化的诗人。他的情爱与婚姻，不论是对第一次的封建包办婚姻的反抗，充满着深受“五四”时期汹涌而起的西方个性解放、自我价值肯定的时代精神，还是而后的与林徽因的情爱情感的有因无果的梦幻色彩，与陆小曼的爱情婚姻的痛苦、无奈，其间都贯穿着一条生活艺术化理想追求的线索。这种追求终因必然或偶然的原因而归于破灭，在这个过程中徐志摩所表现出的始终不渝、不屈世俗、彰显自我的个性是令人钦佩的，其激情四射的情感状态也是令人慨叹的，但在其风度翩翩、飘逸潇洒的表象背后的心灵创痛和无奈、凄楚是很难为世人所感知，其悲剧也是足以引领人们的同情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徐志摩在康桥用心编织的“彩虹似”的梦——政治理想和生活理想，被无情的现实“揉碎”了，只能永远地“沉淀”在康河的浮藻间。由于梦的破碎，这就使诗人在飘逸、潇洒的姿态下面，蕴藏着深沉的忧郁以及无可言状的悲哀，这恐怕是《再别康桥》中所呈现的情感的表象与深层意蕴的矛盾和落差的真实状态，其真实状态主要是由核心意象“梦”的内蕴的复杂性、丰富性主导的。对文本进行深度阐释，有利于揭示冰山下的一角，也正是孙先生所倡导的“分析本来就要把被表面统一的现象掩盖的深层的内在的矛盾揭示出来”⑧的具体体现。
①伊塞尔：《文本中的读者》，见蒋孔阳编《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下），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２６８页。
②萧乾：《经验的汇兑》，见《鉴赏文存》，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４５５页。
③叶圣陶：《文艺作品的鉴赏》，见龙协涛编《鉴赏文存》，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１页。
④穆木天：《徐志摩论》，《作家论》，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１０月，第２５页。
⑤穆木天：《徐志摩论》，《作家论》，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１０月，第２６页。
⑥高恒文、桑农：《徐志摩与他生命中的女性》，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１２页。
⑦郁达夫：《怀四十岁的志摩》，韩石山选编《难忘徐志摩》，昆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９页。
⑧孙绍振：《超出平常的自己和伦理的自由》，《名作欣赏》，２００３年第８期，第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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