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8期
以简淡包具无穷
作者：张唯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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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茨威格（Ｓｔｅｆａｎ Ｚｗｅｉｇ，１８８１－１９２４）出生在奥匈帝国一个犹太富商之家。他从小热爱文学，成年后更以出众独特的才华和勤勉不懈的努力成为了令世界瞩目的语言艺术大师。他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１９１９）、《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１９２２）、《象棋的故事》（１９４１）等小说被相继译成多种文字，至今仍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他的《三大师》（１９１９）、《自画像》（１９２８）等更是二十世纪传记文学的巅峰之作。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茨威格和妻子为了抗议法西斯在巴西自杀，巴西为他举行了国葬，并将他安葬在已故巴西国王彼得罗二世的墓旁。在世界文学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客死异国的文学家享有这样高的礼遇。
《世间最美的坟墓》是茨威格的散文代表作之一。文章的副标题“记一九二八年的一次俄国旅行”点明了写作时间和背景。一九二八年，列夫·托尔斯泰（１８２８－１９１０）诞辰一百周年。这年春天，茨威格撰写的托尔斯泰传出版后，很快风靡包括俄国在内的欧美各国。九月，茨威格应前苏联作家协会的邀请，随同奥地利作家代表团赴俄参加纪念活动。在为期十四天的俄国之行中，茨威格不仅出席了在莫斯科大剧院召开的纪念列夫·托尔斯泰百年诞辰晚会，在会上作了题为“托尔斯泰与外国”的专题发言，参观了托尔斯泰故居，而且还走访了前苏联的工厂、农村、学校，与学者文人和普通老百姓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交流。
对于第一次来到俄国（并且是经历过十月革命洗礼的“新俄国”）的茨威格来说，所见所闻无不新鲜奇异。然而，本文一开篇就告诉读者：“我在俄国所见到的景物再没有比列夫·托尔斯泰墓更宏伟、更感人的了。”与一般人理解的“宏伟”“感人”大相径庭，接下来，作家描述道：托尔斯泰墓“只是一个长方形的土堆而已，无人守护，无人管理，只有几株大树荫蔽”。为什么称颂这个实际上不过是“土堆而已”的坟墓“宏伟”“感人”？作家没有直接修补这一叙述矛盾，转而记述了托尔斯泰外孙女的谈话内容：坟墓完全是按托尔斯泰生前的愿望修的，而托尔斯泰这一选择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都是为了追寻幸福。
这段谈话内容是全文的文眼。它提示读者，这个实为“土堆”的坟墓之所以被作家赞誉为世间最“宏伟”、最“感人”、“最美的坟墓”，就是因为它包孕着托尔斯泰一生对幸福的独特理解和执著追求。
以一般人的眼光来审视，“幸福”，对于列夫·托尔斯泰来说，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一八二八年九月九日（俄历八月二十八日），托尔斯泰出生在莫斯科以南二百俄里的一个名叫亚斯纳雅·波良纳的贵族庄园。作为显赫的贵族世家之子，他命中注定只能做尊贵的伯爵。十九岁，兄妹五人分家之后，他成为了拥有一千四百七十俄亩土地①和三百三十个男性农奴的大地主。约三十年后，他凭其文学天才又将自己的财富翻了两番。三十四岁，终于厌倦了自由放纵的单身生活，他便领着所爱慕的比自己小十六岁的索菲娅小姐步入婚姻殿堂。他很爱孩子，索菲娅为他生育了十三个儿女。他的身躯似乎是上帝在心情最好的时候特别制作的。罕见的坚实、灵敏、健康。“游泳像一条鱼，骑马像一个哥萨克，收割像一个农民”②，七十岁穿着冰鞋灵活地飞驰在滑冰场；七十六岁好奇而兴奋地学骑自行车；八十二岁，即将与死神共舞，还威风凛凛地扬鞭驰骋。对于这个异常健康的身躯来说，不论是一天伏案写作十小时，还是像农人那样一天耕田十小时都不会疲惫不堪。当然，上帝不会忘记赋予他绝顶的智慧才华。他十六岁考入大学，因为觉得听教授们讲课不及自己读书有意思，十九岁就永远地退出了大学课堂。四年后，这位跟着哥哥来高加索战地寻求刺激和浪漫的青年军官产生了创作冲动，开始在炮火的缝隙间写小说。翌年，他将处女作《童年》（１８５２）寄给当时俄国最有影响最具权威的《现代人》杂志，主编涅克拉索夫一眼就认出了此乃天才之作。一发表旋即轰动文坛。此后，在人们惊叹、倾慕、崇拜中，他的一部又一部名作：《少年》（１８５４）、《青年》（１８５７）、《战争与和平》（１８６３－１８６９）、《安娜·卡列尼娜》（１８７３－１８７７）、《复活》（１８８９－１８９９）等等，如滔滔洪水，奔涌而出。他的名字响彻俄罗斯、响彻欧洲、响彻全世界。晚年的托尔斯泰已经被不少崇拜者尊为圣人，其一言一行都被人毕恭毕敬地记录下来。不少与他生活在同一个世纪的俄国文豪，因为批判现实而遭到沙皇政府的残酷迫害——普希金被流放；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身着白色的尸衣被绑在死刑柱上；高尔基多次被捕等等。托尔斯泰对现实的批判比谁都激烈，他的不少论著被定为禁书，亦有不少人因传播或阅读他的书被关进大狱。可是，因为他的名气太大，以至于残暴成性的沙皇从来不敢动他一根毫毛。沙皇只能忍气吞声，托尔斯泰伯爵可用不着委屈自己的思想感情，他一辈子都在独立自由地呐喊、写作和生活。对此，沙皇的御用文人苏沃林曾在日记里哀叹：“我们有两个皇帝，一个是尼古拉，一个是列夫·托尔斯泰。他们两个中间谁更有力呢？尼古拉二世拿托尔斯泰毫无办法，不能动摇他的宝座一下，而托尔斯泰，毫无疑问，却正在动摇尼古拉的宝座和他的皇朝。”③
身份、地位、财富、爱情、家庭、健康、天分、成就、声誉，对于许许多多人来说，这些东西中的任何一种不都可以成为一生所追求的“幸福”么？托尔斯泰拥有这一切，还能不幸福，还需要再去追求幸福么？是的，托尔斯泰一生中的多数时光都浸泡在追寻幸福而不得的痛苦中。他说，“对幸福的渴望”是“构成我的生命之本质……但这幸福不是我个人的，而是整个世界的”④。他在日记里写道：“幸福有两大类，即乐于行善者的幸福和爱好虚荣者的幸福。前一类幸福来自善行，后一类幸福来自命运。”⑤在这两类幸福中，惟有前者才是高尚真实的：“只有爱和自我牺牲才是真正不受环境影响的惟一幸福！”⑥显然，他已经拥有的一切都不过是“来自命运”的虚假幸福，而他这一生孜孜以求的是让“整个世界”都充满阳光的“行善者的幸福”。
对于他来说，爱和行善的对象首先就是自己身边的穷苦农民。从青年时代开始，他的幸福理想就是填平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鸿沟，让所有的农民、所有的人都得到幸福。十九岁，成为农庄主之后，他立即满腔热情地开始了农事改革。但农民不相信会有这样善良的老爷，不进他专门建的医院治病，不用他买来的播种机、脱谷机。农事改革失败后，托尔斯泰又想通过兴办教育来造福农民。从一八五九年秋到一八六三年，他先后在亚斯纳雅·波良纳和附近农村陆续开办了二十余所农民子弟学校，免费招收所有愿意就学的农民孩子。他不但为孩子们招募了教师，而且还亲自给孩子们上课。为了编出一套适合于农民孩子学习的好教材，托尔斯泰不仅阅读了大量的各国民间文学作品，而且曾努力自学物理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一八七五年，他编写的《新启蒙课本》出版后获得极大的成功。然而，俄国农民的生存处境每况愈下。到底怎样才能消除农民的贫困，得到“行善者的幸福”呢？到了八十年代初，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了一场激变。他深刻地认识到，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是造成广大农民不幸的根本原因。因此，他在自己的文学作品和一系列论著中对沙皇俄国的专制制度、土地私有制度、官办教会以及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猛烈而彻底的批判。与此同时，他对自己的贵族生活方式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作为现行罪恶社会制度的得益者，他的“来自命运”的“幸福”生活本身就是对贫苦农民的犯罪。“看见成千的人在挨饿，挨冻，受辱，我不是用头脑，不是用心灵，而是用我的整个生命懂得了……过着这种奢侈生活的我不但是罪行的纵容者，而且还是罪行的直接参与者。”⑦于是，他向全社会倡导贵族平民化，并身体力行，付诸实践。从八十年代开始，他尽量不要仆人伺候，每天黎明即起，自己料理家务：收拾屋子、去井边打水、劈柴、生炉子、锯木头等，甚至还购买了一套制鞋的工具，在自己的书桌附近设置了一个工作台，拜一个鞋匠为师，认真学习制鞋和修鞋的手艺。他辞去了一切社会职务，常常穿着农民的服装，和农民一起参加劳动：耕田、割草、运送粮草、盖房……有时，一天耕地十小时。一八八六年在帮助一位名叫阿尼西雅·柯贝洛娃的农妇运草时，托尔斯泰的脚被大车撞伤，近三个月卧床不起。在饮食方面，他戒烟戒酒，不吃肉，还常在田头跟农民一起吃蘸盐的烧土豆和黑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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