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8期


没有谜底的谜语

作者:曾艳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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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朗茨·卡夫卡是二十世纪欧洲最佳作家之一,被誉为欧洲文坛的“怪才”,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宗师和探险者。今天,如果我们不阅读卡夫卡,便简直无法了解和认识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而要阅读卡夫卡,我们便绕不过他那部让人不说不行、欲说还休的杰作《城堡》。许多读者一次次打开这部书,又一次次不得不将它合上;正如小说中的主人公K一次次地试图进入城堡,但又一次次无功而返一样。米兰·昆德拉说:“我十四岁时第一次读《城堡》,这本书后来再没有像当时那样使我兴奋,尽管它包含的广泛的知识(卡夫卡现象全部真正的意义)对于当时的我是难以理解的:我仍然感到眼花缭乱。”对于这部令人“难以理解、眼花缭乱”的《城堡》,解读它的路径在哪里?什么地方才能找到进入城门的钥匙?这是我们每一个欲走近卡夫卡,面对他的“城堡”所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
  自《城堡》问世以来,有关《城堡》的阐释已经数不胜数。我们选择怎样的阐释?或许我们应该悬置所有这些阐释,而直接根据文本进行阐释?我想,在我们了解和熟悉了所有相关的阐释后,或许会恍然大悟:原来进入城堡根本不需要钥匙,并且,这里原本就不存在钥匙。“城堡”或许就是一个没有谜底的谜语。
  《城堡》是卡夫卡最重要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最能体现卡夫卡的创作风格和特征。小说的故事非常简单:土地测量员K深夜来到城堡附近的村庄,城堡近在咫尺,可是无论他怎样努力,也无法进入城堡。他在城堡附近的村子里转悠了一辈子,在生命弥留之际,有人告诉他,说:“虽然不能给予你在村中的合法居住权,但是考虑到某些其他情况,准许你在村里居住和工作。”
  “城堡”的寓意是什么,长期以来评论家们对此一直争论不休。其中最有代表和最有影响的是卡夫卡的朋友马克斯·布洛德的观点,他将卡夫卡的作品看做是宗教式的神谕。他认为,城堡就是“上帝恩宠的象征”。“《城堡》是一部无限制的一神论的长篇小说,在一神论的旗帜下约伯也曾将中间层撒旦拒之门外,在此旗帜下还有,‘我们的上帝是惟一的上帝’这么一句话,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没有任何恶的上帝,尽管预言家关于上帝之不可理解的那句话‘我的道路不是你们的道路’,有时候,尤其在今天这样糟糕的时代是有效的;为此卡夫卡会乐意地罗列大量例子。”《城堡》的中心所在就在于表明:尘世间和宗教行为不能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从井底蛙的角度、从人类的角度来看,人类所有的诽谤和谩骂都只不过表示人类的智慧和上帝的安排是有差距的,虽然人类表面上拥有全部的权利,但事实上却常常由于不可理解的原因遭遇到不合理的待遇。这种人与上帝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这种人与上帝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除了用神秘的幽默来叙述外,无法以更合理、更恰当的方式来说明。以人类的理智来看,上帝的意旨一会儿崇高、和蔼可亲,就像克拉姆先生所表现出来的一样;一会儿又像可以加以讽刺,可以善意或恶意地任意进行批评,以至于上帝的意旨有时候就像是那个非常卑鄙的档案室,那两个可耻、堕落、任性、无意义的捣蛋助手。总之,“不管你怎么做,永远都是错的”。这种人与上帝的区别,犹太人用一句谚语表现得相当精彩,“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人类愈思索,真理离他愈远;人类愈思索,人与人之间的思想距离也就愈远。因为人从来就跟他想象中的自己不一样。
  同样作为一名犹太作家,布洛德看到了《城堡》与犹太民族的隐秘而又深刻的关系。他说:“‘犹太人’这个词在《城堡》中没有出现。但显而易见,卡夫卡从他的犹太心灵出发,通过这么一个朴素的小说就今日犹太民族的整体处境所说的话超过了一百篇学术论文可以告诉我们的内容。专门的犹太民族的阐释与人类普遍的阐释是手挽着手的,不存在一个排斥另一个或干扰另一个的问题。”在布洛德看来,小说中K的遭遇和命运难道不是对犹太民族漫长的受难史的高度概括和描述吗?难道不是“犹太人寻找家园的譬喻”吗?卡夫卡作为一个“没有归属的”犹太人,一直在艰难而痛苦地寻找自己的归属。《城堡》的主人公其实就是作者自身的投影。
  也有人将卡夫卡看做是当今社会里的预言家。布洛德为卡夫卡加上灵光,“他不停地加重色彩,把我们的作家突出为一位现代救世者和殉道者”。他把“卡夫卡的形象当做一块神匾看待。他将卡夫卡与托尔斯泰并列,并颂扬他是一位指路人,他所指的道路通向人间的犹太国,也就是弥赛亚所许诺的圣地”。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就说过,卡夫卡是一个“先知式的作家”。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人们很容易将卡夫卡的恐惧与幻境解释成为德国占领下现实情况的预述”。在美国,“卡夫卡不但抓住了所谓的现实以及关于现实的意识:美国的经理们多半做着噩梦,而美国的记者们认为自己有责任向读者保证,特权阶级的白日梦与噩梦并非来自卡夫卡。在有关越战的报道中,‘卡夫卡的’这个附加语已成为报刊的特用语。我们的时代自我理解为一个恐怖的时代,就连谜语和打油诗都避免不了这种基调,在玩笑之中总是夹杂着恐惧感。在这一意义上卡夫卡可以说是时代的代言人。卡夫卡显然击中了他的时代,也击中了我们的时代,就像灵魂的地震一样,被他袭击到的人就会认识到什么是恐惧。”卡夫卡预言了希特勒以及诸如此类的专制独裁统治。
  有人将卡夫卡归入存在主义的行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教授考夫曼(welter Kauf-mann)就在其编著的《存在主义》一书中将卡夫卡纳入其中。考夫曼说:“卡夫卡介于尼采和存在主义各家之间:他描绘出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所说的人被‘抛入’世界,萨特的无神世界,以及加缪的荒诞世界。”以《城堡》为例,“在小说的开头,我们知道这个城堡是Westwest伯爵的城堡,但往后这个伯爵在故事中就不再出现了。德文的‘west’这个字,意思是‘腐烂’。我以为在《城堡》书中,上帝是死亡了,而我们却面对着普遍性意义的缺乏”。卡夫卡所描写的就是上帝死亡之后个人的存在,普遍意义失落后对意义的追寻。因此,卡夫卡的故事绝不仅限于一种绝对的解释,而是可以引发出无数不同的解释。“我们面临并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抗拒每一种要去做强制性注释的企图:生活提供它的本身去作多方面的解释,这才是生活的本质。”生活的目的和意义不在生活之外,而在生活本身,这原本就是存在主义的基本观点。而加缪则“为卡夫卡戴上了一顶反法西斯斗士的帽子”,他将卡夫卡的主角提升为“一种荒诞而有悲剧性的英雄人物”,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存在主义者认为,城堡就代表上帝。加缪(Albert Camus)说:“卡夫卡同他的上帝争执道德上的伟大、启示、善与一致性——但只是为了更热切地投入他的怀抱。荒诞被认识了并被承认了,人只有听其自然,我们从这一刹那知道,它不再是荒诞了。”西蒙·德·波伏瓦说(Simone de Beauvoir):“我们还不完全明白,我们为什么感觉到他的作品是对我们个人的关怀。福克纳,以及所有其他的作家,给我们讲的都是遥远的故事;卡夫卡给我们讲的却是我们自己的事。他给我们揭示了我们自己的问题,面对着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我们的得救已危在旦夕。”德国文学批评家赫伯特·克拉夫特(Herbert Kraft)说:“K这个人,他知道,只有一个脱离了超验内容的存在才是人道的;只有在天堂和地狱的彼岸才能生活,否则只能受苦度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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